三秦记·文史常识

《中国明清的官·清代的外交官》

周 劭  撰
录自《中国明清的官》,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版,85~92页    


    中国封建时代有一种为时极短促的官,是前此所不曾有过的,便是外交官。“外交”,是对外国的交涉或交往。过去的外国,不是没有而是地位并不平等的属国或藩国,它们要对“天朝”的中国称臣和按期进贡,天朝要对它们“册封”和“颁历”及“颁正朔”,管理那些事务的官署,清代叫作理藩院,是和六部同一品级的衙门。

    西方崛起的大国,尤其是英国,却不买理藩院那种管理藩属衙门的账。最早乾隆晚期英国派遣使臣马尔戛尼来华访问,清廷另派专任的大臣接待,为了跪拜与否的礼节造成很麻烦的纠纷,究竟见皇帝时跪拜与否,至今还莫衷一是。到了道光季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天朝锁国之门被打开,西方英法等大国纷纷要求互派外交使节,清廷总是推三阻四,形成只有西方派来公使、中国并无派出驻使的单方面尴尬局面。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清廷不得不于光绪元年首次对英国派遣使节。尔后陆续对欧、美、日本都有驻使,是为中国职官志中有外交官之始,如是者近四十年之久。

    清代的官署中,正式管理对西方大国外交事务的衙门本来是没有的,遇有对外事务,只有临时派遣大员来应付,并没有官署和办事的官员。要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秋狩热河,留恭亲王奕䜣在京与英法联军议和。为了办事需要,才设置一个临时机构,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这个衙门的大小官员,都不是实官而是差遣,所有官员都是由各衙门调来的,长官称为大臣,办事官员称为章京,均无定员,大臣可以多至四五人,谁是主脑也不得而知。衙门没有正方形的印钤,只颁给长方形的“关防”。这个衙门随着对外交涉日繁,各种新政渐多,权力日益扩大,其重要仅次于军机处。外交官的派遣和发给训令,当然是总署最重要职务之一。

    到了庚子八国联军之后官制改革,正式设立对外事务的官署,还并不叫外交部而称外务部。外交部要到辛亥革命之后才有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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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派遣驻外使节,是实逼于此而非出本愿,且经费支绌。清廷财政困难,负累很重,使臣不但要携带家眷,且要从国内带去厨子、听差以及浆洗衣服的佣妇,所费不货,而且随员多不谙驻在国言语政尚礼节,还要聘用翻译,连仅比使臣低一级的参赞也要聘用外员。故出使官员视此差为畏途,以道学清名自负的官员多不肯当这种差使。所以光绪元年始置驻使,仅仅欧洲和美洲各一人而已,并不多遣。而清廷又不谙西方外交惯例,还按照国内遣使办法,于正使之外并派副使一人,其权力并不下于正使,驻在国则从无副使,不予接待,造成不少纠纷,很成为笑柄。其实最初出使的驻英郭嵩焘和驻美的陈兰彬应分别为驻欧洲和驻美洲的使节,两大洲的事务都由他们兼管。


    由于清末民族革命势力高涨,和对清朝官员腐败的痛恨,出了不少以文字鼓吹革命的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把官员的颟顸无知描写得漆黑一团,对外交官的情状更是讽刺得淋漓尽致,其实是并不公允的。

    清廷的当政者虽然昏庸不谙外情,但是多年来吃外国的亏吃怕了,对于外交官的选择倒是慎重将事,决不敢贸然派遣毫无学识的官员去充任。终清之世,从最初派出的两人到最后的十四人,不乏明达有识之士,而且绝大部分是汉人,满员寥寥可数。其中除郭嵩焘外,薛福成、黎庶昌、许景澄、杨儒、伍廷芳、吕海寰、罗丰禄、张荫桓等都是极负盛名的人物,尤其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更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所苦者中国的服饰和生活习惯和西方大不相同,又格于体制,决不敢剪辫易服,因此常被人作为嘲笑的资料。其实到了今天,戴翎子和拖辫子正是中国那时的民族服装,已无骇异和嘲弄之可言,但那时局限于时代,是毫无办法的事。

    满员出使的极少,有两个旗人较为人知:一是崇厚,此人庸懦毫无学识,在使俄办交涉时断送了不少国土,回国后几乎论斩。另一个是裕庚,他的知名是因为生了两个随任的女儿德龄和容龄,在巴黎交际场所到处招摇,自称为“公主”,回国曾充慈禧太后的女官,写了两本描写清宫的书,在国外卖野人头。不但她俩成了名,连她们的父亲裕庚也成了名外交家。不过裕庚倒还没有劣迹言。

    不但出任使节的多是名人,连中级外交官和随员也多知名之士,如邵友濂、盛宣怀、黄遵宪、郑孝胥等,其中黄公度尤为外交官中杰出人物。他长期在日本担任参赞,对中日文化交流起了莫大的作用。可惜的是,刚发表为驻日公使,还未到任便逢戊戌政变,几乎罹了杀身之祸,从此未能再起一展其外交身手。

    外交官的遴选,并不单仗吏部的铨叙,主要是靠保举。清季的封疆大吏,有一“保举使才”的任务,没有经过多方观察、觅得有真才实学的人员,是不敢贸然保举的。

    除了最早出使的郭嵩焘是以侍郎的卿贰大员出使之外,其余使臣多由外官的道员充任,因为道员品级较卑,且属“粗官”,以故出使的道员都开缺以京官中的卿寺候补,以崇其体制。有了京卿的崇衔,出使时便是钦差了。从北京陛见出来,一定要到上海治装,候船放洋。上海道便要按接钦差的仪节接待,在上海的租界河南路桥堍天妃宫为他设置行辕。天妃宫在苏州河北岸,属公共租界范围,但这块小地方却是外国租界中的中国“租界”,中国政府和官员在天妃宫享有“治外法权”。这是外交史上的一小掌故,不妨在此附及。

    在清季充任外交官的都是一些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出身的人物,尤其不谙外语,也不能叫他们再行学习。为了培养外交官的接班人,不但在国内办起了同文馆之类的外语学堂,并且派遣幼童出洋留学。这批幼童出了不少名人,如唐绍仪、顾维钧、施肇基等,后来都成了名外交家。在外交界干了半个多世纪的顾维钧,他的主要外交活动,已在辛亥革命以后,可说是外交界的后起之秀。

    外交官是封建王朝出类拔萃的官,远非昏庸无知的一般的官员可比,李伯元、吴趼人等所描写的,不过是为那时推翻满人统治的需要,是不足为凭的。

    总之,弱国无外交,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清季的外交官,在众多官员中总算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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