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劭《中国明清的官·官的来源》（茗边老话）【精校版】

    官的来源即官的出身之途。从前的人都渴望做官，但官并不是可以平白得到的，必须有做官的进身途径才行。最重要的一条途径便是科举，被视为做官约“正途”，所谓“正途出身”，以别于其他的“异途”。

    明、清两代都行三级考试制度，即学政试（院试）、乡试和会试，院试入彀的诸生（即秀才）还不能做官，潦倒终身的穷秀才比比皆是。乡试中式成了举人，已有一点做官的资格，凡会试不第自知中进士无望，可以花些钱弄个官做，所谓“纳赀为郎”。清季大名士著《越缦堂日记》的李慈铭，便以举人卖罄家中田产以捐一个六部郎中。郎中是用钱可以买到的最高级京官，这种捐来的官只能是候补，要想补到实缺，不知要候多少年，所以越缦先生在北京候补时寓门贴上一副有名的楹联，叫做“保安寺街，藏书三万卷；户部员外，补阀一千年”。他捐的是户部郎中，下联却称为员外，员外郎要比郎中低一级，他为了要讲究平仄，不惜降格来迁就这副名联。

    不是进士出身的候补京官有一样好处，即是逢会试之年仍可以举人的资格下礼闱应试，李慈铭居然会试中了式，成为进士，按他的文誉，自然可以入翰林院成为太史公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年纪已老，又候补得穷了，耐不起再去当穷翰林，况且用了编修或检讨，官仅仅七品，要比郎中低四五级，平白地降了级，极不合算，只好放弃金马玉堂钧天之梦，呈请按原官归班，即不入翰林院而仍回户部衙门候补。这一下便成为正途出身，和过去异途大不相同，犹如榜下知县称为“老虎班”一般可以遇缺即补，而且后来考取御史，成为清流班头的都老爷了。

    举人还有一条不算异途出身的做官之途，可称为“准正途”，名称很特殊，叫做“大挑”，凡是举人参与会试多次不第的，可以去就“大挑”。“大挑”并不考试文章，不需要纸笔，只凭面貌身材，主“挑”的官倒是亲王、郡王等的王公大臣，就“挑”的举人大致二十名为一班，分班进见，主试官检选其中身材魁梧、声音洪亮、面貌端正的一二人取为一等，其余为二三等。一等的可以知县录用，二三等的则用为教职或丞倅卑官。

    “大挑”的制度大致五季时便已有了，那时石晋名臣桑维翰身材矮小面貌不扬，被主试所摈斥。桑维翰大声说，桑某虽身材渺小却心雄万夫，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

    清季也有一位名臣阎敬铭，是个陕西土老儿，生得面目不正，两眼一高一低，并且衣服朴陋、声音粗鄙，主挑的亲王一见即纵声大笑，说这样的老乡儿也敢来就“大挑”，真是不自量力，立即命人扶出试场，不准他参与。阎丹初经此奇辱却后来中了进士，从此一帆风顺官至大学士，为清季的理财专家，这是“大挑”的有名故事。大挑知县虽不及甲榜的老虎班，却也是很清高的，非捐班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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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官的唯一正途便是进士出身。三年一次举行的礼部会试，天下举人上万人齐集京师应试，中试的不过三四百名，称为“贡士”，复经皇帝亲自“临轩策士”，把三四百名贡士甄别一下，分成三“甲”，称为进士。一甲赐进士及第的只有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尤其是做官的终南捷径，榜下立即授予六七品的翰林院京官，要是不受顿挫，平步青云，大约只须二十年，便可官跻极品。明、清两代，以状元而致位宰相的，代不乏人。

    除了进士出身之外，荫生和军功保举只略逊于前者。

    所谓“荫生”，是靠父祖的荫庇而得官，凡是父祖做高官而又颇著功勋劳绩的，照例给他的子弟一个或两个荫生的资格，以故荫生有“一品荫生”、“二品荫生”之分；尤其可得到做官便宜的叫做“难荫”，这是父祖因作战死难的官员，虽父祖官职卑下，亦可予其子孙荫生。荫生因为门第显赫，父祖功在国家，人家不敢轻视，做起官来自然便很顺利。

    军功是作战有功得到大吏优保的，那自然是了不起的进身之途，要是有了科第的底子，更容易腾达。重大军事行动之时，以军功出身的名臣多得不可胜数。清代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名臣名将，差不多都由军功保举出身，如李鸿章虽是翰林出身，因入曾国藩幕府，一生不曾开坊和放试差，经优保一下子便是道员，也不曾去任实缺和洊升臬、藩两司，即授为江苏巡抚。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他自诩要么当七品亲民之官的知县，要么任封疆大吏的督抚，果然一下子授予三品太常寺卿的京卿，再擢便是开府浙江的方面大吏了。其他如曾国荃、彭玉麟、刘坤一等都不过以诸生从军，因军功而为尚书督抚的一品大员，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也。

    最最为人所瞧不起的官便是出于捐纳，官是花钱买来，但那是历史上早已有的，两汉的“入赀为郎”亦是常有的事。但出钱买官总不是好听的事，为一般正人君子所羞称。一个王朝到了末季，财政困难，无可奈何，便滥开捐纳之风，其流弊不堪设想；不过和卖官鬻爵还有些差异，因为它总算还是公开的事，有异于暮夜投金，到了清社将屋之时，便不堪闻问了。

    清代入关之后有一条不凡的“祖训”，是要子孙皇帝永不增加农民的田赋。这话虽一时说得高兴，要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不到几十年，还是康熙盛世时．便因用兵需饷，开了捐纳的歪风。到了洪杨军兴，需款更孔殷，朝廷还是不敢违背“祖训”，没有加田赋，但巧立名目到处设立厘卡，把苛捐杂税加诸商人，而商人又得转嫁给广大农民，于是捐纳之风大炽。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绘的官，十九便是由捐纳得官的。

    不过清代捐官的制度倒有一个严格的限制，不是任何什么官儿都可以出钱捐得的，其限制的上限是捐京官到六部的郎中为止、捐外官到道员为止，都只是四五品的中级官员，而且有些清贵的官虽然级卑也是不准捐纳的，如翰林院、詹事府的六七品官，再多的钱也是捐不到的。

    清代的官职大小高低，以帽子上的顶子颜色来区分，以红色的珊瑚顶为最高，要一二品大员才可戴，而捐纳来的官至高不过四品，其顶戴的颜色为蓝色，当然相较黯然失色。后来花样翻新，除了捐官之外还可以捐顶戴，即所谓“捐衔”，如外官道员只有四品，可捐加布政司使衔，成为从二品，便可以翎顶辉煌戴珊瑚顶了。高阳的知名小说《红顶商人》，是演浙江杭州大商人胡雪岩故事的。胡雪岩连捐带保只不过是个四品的道员，他又加捐布政司使街，便成为“红顶商人”，但实际上他一天也不曾真的到官。

    捐一个道员大概需花纹银万两之数，若再要捐二品衔，亦需此数，所以捐一个红顶道员，便需白花花银子两万两之巨，数目很为惊人。但这种候补道还只好混些差使，要想补授实缺，还是不易的。到了末季，与东西洋通商日繁，上海洋场上的洋行买办即所谓“康白度”都发了大财，大都去捐一个红顶的道员来夸炫于交际场中。解放前上海的著名买办虞洽卿，便也是个“红顶商人”，连那时的蒋介石都对他另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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