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劭《中国明清的官·官的种种》（茗边老话）【精校版】

    明、清时期，经济还不甚发达，政务不繁，当皇帝的最高理想是“垂拱而治”；做官的要“无为而治”，以刑省牍清、牢狱空荡荡为好官的标准。那么官应该不会太多，但也并不太少。中国的断代史即所谓正史或二十五史，大都有“官志”一部门，早期的均称《百官志》，意思是官员不过数以百计，即治民的官仅仅只是三位数而已。民间传说和戏剧小说中的“文武百官”，即由此而来。到了明、清两代，修史的觉得“百”字已不足包涵，便改称《职官志》了。

    近现代经济发展，政务日繁，增设许多机构，当然也增加不少官员，恐怕其数字要从三位数进为四位数。鲁迅于1932年淞沪抗战国民党政府西迁洛阳告别中山陵时赋有名诗：“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不是官以千计臻至四位数的明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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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二十五史中《百官志》或《职官志》的官之种类把它列举出来，虽然详备得很，但是枯涩乏味，并且那是研究者和学者们的工作，不在本书范围之列，这里所叙官的种种则迥不如此。

    我所叙述的官的种种，是正史中所没有或不屑写的，然而却为人所喜闻乐见。民间传说或戏剧小说对官的分类，很少一本正经，却多幽默感具有讽刺意味，所以弥觉有趣和可喜。我把它一一写来，不过只是随想随写，并不完备和正确，不能责全。

    官的最大分类是文官和武官。明、清两代武官的地位低卑，和文官有天壤之别，除了最高的武官提督和总兵之外，一般都称为“武弁”。这个“弁”字便含有轻视之意，如“马弁”之类。文官虽卑至七品也可“引见”、“觐见”，见到皇帝的“龙颜”，武官则极少有这种机遇，他们只有给文官帐下站站班的份儿。文官可以鱼肉人民，敲骨吮髓，武官只有扣克可怜巴巴的兵卒口粮之可能，不是逢着打仗，平时要抢杀掳掠，究竟不大可能。是以民间口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良有以也。

    官的第二大分类是京官与外官。这个问题较繁复，以故列为专章，不在此赘述。但是在这里可予补充一些，外官的对称应是“内官”而不是京官，这是因为“内官”是另一种官的称谓，“内官”即是宫中给皇帝一家门服役的太监，亦可称“内臣”，更可称为“中官”，于是只好把外官的对称改为京官了。外官还有一种贬称或自谦之称叫做“粗官”，粗官的对称应该是“细官”, “细官”之称倒从未见到过，其对称虽未有专门名词，核其意义，当是清贵的官。例如一个读书人做到四品的道府外官，也是中级的官了，却仍是粗官，为粗鄙庸俗之风尘俗吏。京里虽在翰林院当一个七品的编修、检讨，却是清华之选，高贵无比。道府加衔可戴珊瑚的红顶子，其荣耀殆不可与金顶子的太史公相比。明、清两代视翰林院为最清贵的衙门，虽然清贫得很，也情愿在升转中不要离开，因为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那些衙署间打转，十多年便可升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便是二品的卿贰大员了，若一离开在皇帝脚跟的辇毂之下，外放道府，那便成为粗官的风尘俗吏，要爬到开圻封疆，究竟谈何容易。

    清官和贪官。清官一直为人民所歌颂景仰。贪官与之相反，为了金钱而无所不为。清官虽然博得好名声，自己生活却非常受苦，甚至子孙也受了累，所以很多给清官做传记的文章，总是在传终说了一句“廉吏可为而不可为”的感叹尾声。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如北宋的包拯、明代的海瑞，千古传诵于妇孺之口；贪官则史上多如牛毛，不必多述。实际上清官也需要有学识、明事理，若一味只知不要钱，一意孤行，百姓大受其殃的也不是没有。

    文学作品中描写清官之恶甚于贪官的，只有刘鹗的《老残游记》一书，他记述清官玉贤任山东曹州知府时的“政绩”，真令人发指，用无辜人民的鲜血把自己的顶子染红，不久即洊升为山东巡抚。玉贤即是八国联军指名要严惩的头号庇拳战犯毓贤，官虽然清，这种清官硬是要不得。刘铁云有胆有识，能够说清官之恶甚于贪官的，恐怕只有他一人而已^①。
    ① 三秦记注：清末李伯元有《活地狱》小说一种，多谈清官之作恶，可资参看。

    忠臣与奸臣。臣即是官，若写成“忠官”与“奸官”，则即为“不词”，给人笑话。戏剧和小说中奸臣以曹操、严嵩为代表，类此者无代无之。忠臣也需要有胆识，若一味愚忠，把好事办成坏事的也不在少数，如明初的方孝孺、清季的吴可读，把自己和家族的性命去博一个“忠”字，实在只好说是愚忠——皇帝的家事，干你臣下什么事，值得去死？真是其愚不可及也。

    和忠臣音义相同的一个称呼叫做“宗臣”，很少有人提到这个称呼。历史上只有蜀汉的诸葛亮，诗圣杜甫在谒武侯祠时说“宗臣遗像肃清高”，这是对官员最高的评价，说诸葛亮是社稷之臣，有安邦定国的功勋。像武侯这样的官员历史上实在不多有，因此“宗臣”之称也就只此一人了^②。
    ② 三秦记注：周先生此处解释稍牵强。所谓“宗臣”，从词源的角度考虑，释义宜先及“同宗”义。同宗而兼具匡扶社稷功，以周公等为例更妥。诸葛之类“宗臣”，倒是后起的词义了。

    和奸臣相似的还有“佞臣”。奸、佞自古同称，史传上有“佞臣传”，西汉的董贤、邓通可入此传，清乾隆朝的和珅亦可入此，他们只以“阴柔结主知”，并未为大奸大恶，应该和奸臣有所区别。

    还有一种官被称为“酷吏”，远在西汉便多这种官员，还为他们立有专传。到了唐朝武则天时代，是著名酷吏鼎盛时期，周兴、来俊臣之徒，是历史上酷吏的班头；其实刘铁云《老残游记》中的毓贤，也是个地地道道的酷吏。封建时代，虽然只有人治没有法治，但也有一定的律例，尤其是人命关天，不能草菅人命，所以封建时代对官员兼理司法的治狱，有一条“仁政”，是“出”和“入”之不同，所谓“出”，便是应判罪而不判，“入”则是不应判而判罪，这两者都是错误，而官吏所得的处分不同，所谓宁“失出”而不可“失入”。“失出”的处分很轻，至于“失入”，那便是“冤狱”，治狱“失入”而罹人于大辟，则承审官员甚至可以正法来抵偿已死人民的性命，在清代也屡见不鲜。清代同光之际的四大奇案之首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浙江余杭一起大案，震动朝野，杨、葛两人都被冤判死刑，后经平反昭雪，两人幸均未处死。事后处分这桩[案件涉及的]各级与审官员，浙江的大小官员不知坏掉多少，连百战功高的浙江巡抚杨昌浚都被处分革职，可见得封建王朝也有重视人命的一面。

    按照明、清的刑律，要决一个重囚，手续非常繁琐慎重，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杀人的，一个普通寻常老百姓如此，对于官员的处分更是慎之又慎。清代中叶以后，文字狱滥杀无辜之刑狱业已成历史陈迹，而那拉氏复出垂帘杀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竟出自“中旨”，并未经正式审判，也未经革职，即行“朝衣正法”。此举大失天下之心，清室虽苟延残喘十三年，其实那时已亡国了。

    酷吏的作为，可以不经过正式司法程序而致人于死，即在审判时滥施酷刑，杖毙犯人于审问之时。至于毓贤在山东曹州知府时所用的“站笼”，更是一般酷吏所不敢用的刑具。杖毙和站毙，都不能算正法，是法外杀人的手段。毓贤和来俊臣一样，终究也要受到应有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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