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劭《中国明清的官·官与吏》（茗边老话）【精校版】

    中国的文字实在艰深难以搞清楚，例如做官的，通称为“官吏”，但是把它拆开来，便是“官”和“吏”两种人，做“官”的和当“吏”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做官可以自称为“朝廷命官”，当吏的只是比隶卒捕役略胜一筹。然而位居六部之首的部却叫“吏部”而不称“官部”；并且如此卑微的“吏”，在上面加一个“大”字，则“大吏”又是京朝大学士卿贰八座的称谓及外官中督抚之所谓“方面大吏”了。

    明清的官员品级分为九品，即古所谓“九品中正”之义，每品又分“正”、“从”两级，共计十八级，从正一品的大学士到从九品典史之类都包括在内，均可以称为官。从九品之下，还有“未入流”。“未入流”者，便是不在十八品级之列，但官总算是官，其卑鄙龌龊形象，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描绘得淋漓尽致。

    论官的出身，总不外科第、捐纳、军功、荫袭四途，这四者其实都不是做官的材料，后三者无论矣，即如以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寒窗十年，读的经书和写的八股，几曾与治理国计民生有何干系来？但做官的偏是那批人。历史上倒也有过许多能治国理民的好官，这是边做官边学习的结果，所谓未有学生子而后嫁者也。

    吏的出身则不与官同。
    首先他们能识字看公文，这便是吏高于隶卒衙役一等的缘故。
    次则吏不必如官之要回避本籍。明、清的官，除武官及教职外，都不能在本省任官，若一个苏州人到广东去做官，连话都听不懂，哪能听狱理民？吏则大都是本地人，熟悉地方情况，而且大都是世代为吏，盘踞窟宅在县署及酒坊茶肆之间，即是所谓“城狐社鼠”。做官的既犹似泥塑木雕的尊神，则一切政务，只好听命于两种人，上等的是幕友，即世所称的“师爷”，居下的便是吏了。中下级官员署里的幕友并没有功名，只是读书不成，转而学幕，学的是专门刑名钱谷的技术，最有名的便是“绍兴师爷”，是三百六十行中一种行业。方面大吏所延的幕友，有的是知名的学者且有举人、进士功名的，那当然应作别论。一般州县的幕友，其实也是吏，不过地位远比吏当然高得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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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不会治民，即使历史上颇有过英明懂得治理的皇帝，也只是孤家寡人，管不了许多；他的助手官员，又以不懂得治理为多。那末皇帝虽有天下，其实是不得不与他人共之的。有些史论家阐发此义，说是两汉与外戚、宦官共天下，魏、晋与清谈名士共天下，唐与藩镇共天下，明与宦官、朋党共天下，而清代则是与胥吏幕宾共天下，此论的是不虚。

    既然官非吏便不能做官，所以天下的官，便辅有数倍于官的吏。不但外官要吏，京官中实际上管理天下事务的六部，尤其非吏不可，而“京吏”尤比“外吏”更重要。有人说六部若没胥吏，每一个部便得停止运转，此言也同样不虚。所以说清代是与胥吏（包括幕友）共天下，确是万古不磨的史论。

    京官穷得不得了，京吏却是富得不得了。京官念经书写八股出身，做官后什么都不懂，京吏却是世代传袭，每一官署的一本账簿都烂熟于他们胸中，官员非仰仗他们不可。他们要是拿了蹻，则什么事都办不成。

    吏、户、礼、兵、刑、工，国家的大事，都出于这六个部，试问吏部的官员对升迁、铨叙、捐纳、京察、大计等等，主管的官如何懂得了许多。户部的天下钱粮会计、向朝廷入库银两的成色，户吏色色当行，精明无比，若不讲好“斤头”，解京饷的官员休想完成任务。礼部虽比较清简，但当时人讲究封诰、易名等虚名，若不向礼吏打点，势必对不起祖宗和儿孙。

    兵部更是不得了，尤其是出兵讨伐后的军费报销，若不与兵吏打点讲好“斤头”，则种种挑剔，层层驳回，穷年累月，不得竣事，而且这种打点是公开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的。世传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康安多次以大将军出征，报销时兵吏向他勒索巨贿，福大将军势倾天下，虽一时勃然大怒，但终究奈何他们不得。他们回答福康安说，要是不讲好条件，给你拖延两三年，一旦皇帝日久生厌，看你怎么办？实在是兵吏精覈异常，而作战费用又多莫可究诘，福康安也只好忍声吞气，息事宁人了事。光绪朝以左宗棠平定西域之功，也和福康安有过同样的遭遇。只有曾国藩的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慈禧太后于攻下金陵红旗报捷之后，独出机杼，明旨规定此次军费可以不必报销。这是祸国殃民的那拉氏一次极为明智之举，但可苦了兵部的书吏，好端端的一块要到口的肥肉，竟不翼而飞了。

    刑部的书吏也是利薮。夫人命关天，谁不要起生还生或死里逃生，刑吏能够把已定刑要正法的犯人救活过来，这不是深谙律例的刑部司员办不到的。传说刑吏都有舞文弄法瞒天过海的办法。说是江南有一富家子弟犯了死罪，部文已经核准，钉发文书递到便要行刑。刑吏得了巨贿，把发往江南的文书和发往云贵的文书互换一下，到达后双方发现犯人之名有误，只得退回刑部更正，如此往一来，耽搁年月不少。而刑吏又早已算好，在这期间必逢着皇帝、太后万寿之类的庆典，一定颁施覃恩，赦免或减刑天下罪犯。这样，一个死囚便不致斩决了。而刑吏这种错封文书之失，则并非什么重罪，只是革去吏职而已。

    工部虽居六部之末，其利更厚。皇帝死后葬的坟墓，叫作“山陵”，其建造工程便叫“陵工”，当皇帝的毫不忌讳，一登了基，便要兴建陵工，而且皇帝一天在位，陵工一天不能修竣，拆拆修修，有的命长皇帝在位六十年，陵工便要兴建一甲子，这笔费用每年报销，其实都入中饱。此外如皇帝的大婚，官殿的缮修，尤其是特大的工程项目，如清代修建的圆明园和颐和园，叫做“园工”；以及黄河惟恐不决口，决了口便得发放大量治河经费，叫做“河工”，种种工程费用，能够实际到工的，据说能有四成，便可算是廉洁奉公的了。世人竞诟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去作修建颐和园的“园工”费用，殊不知此项费用足有一半被工部吏员等中饱，而由那拉氏尸其秽名，岂不冤哉枉也。当然，工吏凭着他们的本领和商人勾结去搞那些银钱，自然不便独吞。工部司员乐得沾些光，开一眼闭一眼。

    六部书吏之富，可以敌国，有了钱便可使鬼推磨，若有人敢得罪或惩治他，报复起来，可使一二品大员丢官。清季户部有一库吏叫史恩泽，家资巨万，任何解部之铜银，必须向他纳贿，方能入库，领款亦然。有一次山东黄河决口，巡抚张曜请领紧急河款一百万两，史恩泽需索贿赂一万两方肯发放。张曜即是刘鹗《老残游记》中的庄宫保，是个武将转文阶的硬汉，告知他的亲家户部侍郎孙诒经，孙是史恩泽的堂官，又负正直之名，立刻将史斥革法办。以一个堂堂的二品大员法办一个不能称为官的部属书吏，本不算一回事，却惹起一桩震动朝野的风波，史恩泽竟有本领运动御史多名参劾孙诒经办理不当。孙诒经除户部侍郎外，还有毓庆官行走的差使，是皇帝的师傅，竟因此区区小事被“交部议处”，得了罚俸一年处分，并撤去毓庆宫行走的差使。孙诒经因此气愤交并，挂冠不干了。书吏的气焰之嚣张竟有如此者。

    “幕”虽历来并不认为与“吏”同列，因为它不是官，而却是与清廷共有天下，所以也可把它归入“吏”一类中去。

    清代的幕僚，人品地位之高下，分别极大。上自封疆大吏，下迄州县卑官，都要延聘幕友，不聘请好幕友，是不敢到任的。州县的接任之前，一定先要请好“刑名”和“钱谷”两位师爷，这是当官的命根子。他们都是学有师承，同门师弟兄遍天下州县，声气相通。相传每一州县的师爷都有一本秘册，记录该县的豪绅巨室的姓名和各种陋规的来源，以及通省顶头上司的诞辰该送多少寿礼，包括上司的妻妾和衙内，还要记牢上司们上代的名讳，不可轻易犯讳。这种秘册是要花钱买的，等于衣钵相传，照此行事，则做官可以无往而不利，做到上下相孚，而宦囊也鼓鼓了。

    方面大吏，尤其是军兴时的幕友，当然不能以“吏”目之。雍正朝河南巡抚田文镜有一位幕友，不知其名，是绍兴人，姓邬，名动九重。田文镜向皇帝进问安折，雍正竟然御笔亲批：“朕安。邹先生安否？”这是有名的故事。成、同间太平军起义，曾国藩湘军的幕府尤为人才济济，盛极一时，李鸿章兄弟、郭嵩焘兄弟、左宗棠以至薛福成、王闿运，都是入幕之宾。左宗棠更是意气飞扬，不可一世。后来他转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更视府主如无物，所代拟奏折，连骆巡抚也不给过目，便径自拜发，军中号为“左都御史”。他那时不过是个举人，其专横跋扈，在师爷中可称空前绝后。

    朝廷并不以幕友为官，那便没有俸给，他们的薪水概须府主自掏腰包，其数字恐怕要超出府主规定所得的俸禄为多。这种怪现象到了雍正以后才有了改变，但之前倒并没有当官的口出怨言，皇帝乐得闭起眼睛当做不知，凭着当官的自行解决。辛亥革命之后，废除幕友和吏的制度，幕友成为官的秘书，吏也成了芝麻绿豆官，都有了俸给，吏之与国同休，不再和民国共天下，绍兴师爷的形象也不再见于世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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