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劭《中国明清的官·官的俸给和养廉》（茗边老话）【精校版】

    从前人唯一的盼望是做官。寒窗十年，为的便是做官，做了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钱和美人，一切都有了。但大家总以为做官的收入丰厚，俗语说三年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世俗相传做官的好处。但除非是不正当的收入，若说朝廷规定给他们正当的俸禄，则与事实大相背谬，简直令不明真相的大吃一惊。

    在这里且不说做官的非分所得，只谈谈明代及清代前期的官员正当收入。那些时代官员的俸给，实在是菲薄得可怜而复可笑。以清代而言，京官中官居极品的正一品大学士，也便是宰相，他的俸银是每年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外官的正七品知县分别为四十五两和二十二石有半。折成现代的货币和月薪恐怕连中等工人的工资还比不上。宰相和县令都要吃饭和养妻孥，还要自掏腰包延聘师爷和豢养“官亲”，若真的依仗这一点儿俸禄，恐怕要枵腹从公，怎能治国理民？但数百年来，倒从没有一个官员饿死过；而且想做官的人，还是拼命去营求，连拿出老本去买个官做做也在所不惜，其故安在，在这里不说也罢。

    不过天下之事确是奇怪，十步之内岂无芳草，历史上居然有人硬是依着朝廷规定的俸禄在做官过活，倒并没有活活地饿死。且举康熙朝和乾隆朝两位名臣的故事：汤斌是死后配享孔庙和谥“文正”的名人，他做过封疆大吏的江苏巡抚和吏部尚书，是从一品的大员，死后却穷得无以为殓，随身敝衣之外，仅余碎银数两。另一位刘统勋，便是很擅书名、绰号“刘罗锅”刘墉的父亲，官至正一品大学士。死后也谥“文正”，和汤潜庵同样身后萧条到无以为殓。两人死后皇帝都曾亲临其丧，见此情况也不免潜然泪下。当然饰终之仪甚为优渥，还不至真的“无以为殓”。在世俗看来，这两位文正公真是一对“戆大”，其愚不可及也的。

    到了清季，还有两位姓李的“戆大”，有“天下俭”与“一国俭”之目。“天下俭”名用清，“一国俭”名嘉乐。两李都是做到布政使和巡抚的方面大吏，用清从原籍到京师路途三千里，竟徒步而行，未雇一车一舟，妻子难产以不雇稳婆致死，母子合殓一棺。嘉乐理发不须待诏，每由其妻代劳。两李只知廉洁并无政绩可言，后来均因俭刻过甚被言路参劾罢官。

    上述四位官员，看来是真正仅恃朝廷规定的俸禄做官为生的。朝廷待官员那么刻薄，而皇帝本人却穷奢极侈，不管官员的死活，闭着眼睛去让他们胡作非为糟蹋百姓，这无异是鼓动放纵官员去贪污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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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他的名誉非常不好，大家说他刻薄寡恩，甚至弑父杀弟。其实这是他们的家事，和国家与人民并无干涉，相反的，他倒应是一位异常精明、勤政、谙治的皇帝，为他的父亲和儿子所不能企及的。他洞悉民情，也深知“官情”，知道朝廷规定给官员的俸禄是万万不能使他们活下去的，于是千思万虑想出一个改革的方案。这个办法主题是既要不增加国库支出，又可使官员得到实惠，其名称叫作“养廉”，或作“廉养”，即养官员的“廉耻”，让官员有了正式的收入，不再去干鲜廉寡耻贪污害民的勾当。雍正皇帝这个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计划，煞费苦心，筹划在胸中不知几多年，终于向群臣宣布养廉制度的计划。

    一宣布便遭到廷臣的强烈反对，认为是违反“祖宗制度”祸国殃民的设施。皇帝凭着他的独断，力排众议，把养廉制度付诸实施。这个制度分两个阶段执行，先外官而后京官，而且外官的养廉所得远比京官为优，其理由是外官是亲民之官，其贪污的机会也远比京官为便利且多。

    养廉的所需款项乃一笔庞大的数字，是从何而筹得呢？又不能为此违背“祖训”增加赋税，确是个难题。雍正并不是无的放矢，他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的，即是把历来全国州县一切陋规、火耗等等非法收入，而已被承认已久成为正当收入的款项汇集起来，然后再把它分配给各级官员。这样设想看起来极为简单，要实行却困难重重，并且细节繁多，要完备不生弊端是极难能的。雍正皇帝凭着他的独断和毅力居然付之实施。

    养廉制度从雍正年间开始一直实行到辛亥革命为止，达二百年之久。虽然后来日久玩生，究还过不掩功。总算雍正创立这个制度对国家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养廉制度的内容和实施过程，这里不想多述，因为它非常繁琐，是应属专家们研究的课题，非本文所能罄。其制度之未臻完善无缺，尤其是分配不很公允，那是时代的局限，不足深责。

    能令读者感兴趣而且会大吃一惊的，是官员得到的实惠究竟有多少，这个数字竟有的比原来俸禄达二百倍之巨。以相当于京官正二品的六部侍郎的河南巡抚为例，初实施养廉制度时每年的养廉银竟为纹银三万两之多，为原来俸禄的一百八十六倍。迨降到正七品的知县，则为两千两，也为原俸的四十五倍。这样倍数的增长，乍看是一个天文数字，实际上得益的是一些清廉的官员，而贪官污吏则感到大为吃亏。

    原来做外官的，自督抚到州县，他们的开支用途，确实浩大，除了个人生活之外，所聘用的幕友的薪水是要自己掏腰包的，每年逢节致送京中大老的“炭敬”和“冰敬”亦然，还有送往迎来的程仪馈赠应酬之费，也要出诸私囊。真正能积蓄下来，在没有劳保制度下，能够于退休林泉时求田问舍及长子孙的也就不多了。像清末善于挥霍著称的大手笔张之洞，身后竟可说是“萧条”两字；而“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于“龙驭上宾”后，每个儿子所分得遗产竟只有两三万元的现金。张、袁两人都是清末的方面大吏，其养廉所得，每年不会少于十万两，身后只剩区区之数，可见得其用度之巨。

    从雍正年间初创的养廉制度河南巡抚三万两，逐年水涨船高，到了光绪年间的大手笔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辈，已增高到七八万金、还说不够开销，所以别开途径，相率去经营“官僚资本”。如盛宣怀之流，并不曾任过督抚方面大吏，竟成为全国官员的首富。“官僚资本”这个名词，清代还未发明，是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孔宋等四大家族祸国害民才提出来的。

    京官不但实行养廉较后，而且数字也远逊于外官，他们主要收入还是依仗外官的馈赠，甚至于当政几十年的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的皇叔恭亲王奕䜣，也感到开销不够。竟动脑筋到他的“门政大爷”的“门包”，协议分得“门包”的一半以供他的浇裹。那时究竟还讲些廉政，恭王府的“门包”不过从五十两增至一百五十两而已，若到光宣之际庆亲王奕劻当国时，庆邸的门包数字便不可究诘，而且奕劻也无意于门包的区区了。

    辛亥革命之后，官制有了些改革，厘定了官俸，取消行之近二百年的养廉制度，同时也取消了官员自掏腰包延聘幕友的成规，改幕友为秘书，使之成为有俸给的官员。这样民国的官员所得俸给，便涓滴归私，不再有巨大开销了。从北洋到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不再有九品十八级之别，而代以“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和雇员等名称，国民党政府还加最高的“选任”一级。

    特任的官员主要是内阁的成员总长（部长），相等于明清的从一品尚书，他们的月俸是银圆八百元，外加同样数字的“机密费”，每月便是银圆一千六百元，归官员个人净得，其数字也大可惊人了。可是北洋政府腐败无能，经年闹赤字财政，以举债度日，对官员的俸给时常发放无着，尤以京官为甚。所以北洋政府时代的官员有一个奇特的名称，叫做“灾官”。官员们没有生活费，过不了日子，只得组织起“索薪团”向政府要薪俸，连大学的教授亦在“灾官”之列，“五四”时期很多作家都有向政府索薪的记载。

    倒是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到抗战初期，官制和官俸相同于北洋时代，却并不欠薪，所以这十多年中，竟是做官的黄金时代，只可惜好景不常，通货恶性膨胀，官员被改称为公务员，和与“穷”字结不解缘的教书匠并在一起出现“公教人员”一词，那便是廉洁奉公的官员穷途末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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