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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文人
——读《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
孙 犁
据《孙犁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传末，范晔论曰：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勉勉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耕堂曰：范蔚宗之论班固，已成定论。其所谓“不激诡，不抑抗”，就是对人、对事，不做主观的扬或毁，退或进，客观地记述其本来。这在史学上，是一个准则。
古来论述班马异同者甚众，然多皮毛之见，又多出于个人爱好。范氏对两人的两句评语，实在明确恰当。
传载：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他的《汉书》：
“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传中保存了他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两都赋》的主题是：“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典引篇》的主题是：“述叙汉德”。此外《窦宪传》里还保存了一篇《燕然山铭》。
班固的一生，他的全部著作，包括《汉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一朝一姓服务的。
古代没有“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也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存在大量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不是间接服务，而是直接服务。也没有人讳言或轻视为政治服务，文人都是自觉自愿的。这说明，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文学和政治的这种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很自然的。
自从有了这个要求，有了这个口号，问题就来了，议论也就多了。近的不说，稍远的有三十年代，成仿吾与鲁迅，钱杏邨与茅盾，左联与“第三种人”，越到后来，越是争论不休。前几年，把这个口号变通了一下，还是有争论。这就叫：有口号，就有争论。
世界上，当然有不为政治服务的艺术。但近代历史，也在不断证明：一些大声疾呼“艺术圣洁”的人，常常又是另一种政治的热烈追求者。差不多在他们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同时，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进身之阶。不只为“政治”服了务，也为经济服了务，使他们能够大发其财！
只要作家本人，不能完全与政治无关，那么文艺作品，就不能完全与政治无关。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一定就粗糙，就没有价值；不为政治服务，也不一定就高尚，就值钱。这要视作家而定。班固的作品，不是在永远流传吗？
关于班固和司马迁的比较，我也有些浅见。我以为，其不同之处有：
（一）家学、经历、气质之不同。司马谈和班彪留给儿子的思想遗产，并不相同。司马迁的任务是要继承《春秋》的事业；班固的任务，是整齐西汉一代之书。在为本朝服务这一点上，班固的思想比司马迁明确得多。司马迁在遭到不幸之后，生理和心理都造成很大伤害。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思想、感情，甚至精神、意识。文学是精神的产物，我们很难估计，这一不幸，在司马迁文学事业上的作用和影响。班固固然也遇到过不幸，但他在第一次入狱时，却因祸得福，著作得以上达朝廷，自己也弄了个兰台令史的官儿，有了个很好的写作学习的环境。
（二）两个人的哲学思想不同。哲学思想是一切著作的基础，史学、文学均同。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很大成份是黄老，而班固则是儒家，并且是经过汉代大儒发掘、整理过的，训诂、章句过的儒家思想。司马迁作《史记》，几乎没有政治目的，没有想到要为谁服务。他写秦、项和写刘邦，态度是一样的。而班固作《汉书》，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表彰汉德。
其相同之处为结局悲惨。然此中亦有分别。司马迁的悲惨在成书之前，而班固的悲惨，在成书以后。
这两位文人之不幸，在于只熟悉历史，而不了解现实。深信圣人之言，而泥古不化。处官场而不谙宦情。因此，其伤亡也，皆在国家政治动荡，权贵剧烈倾轧之际。文人不知修检，偶以言语及生活细故，遂罹大难，为可伤矣！
范晔论曰：“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戳，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范氏之言是矣，然彼亦终未能自全，言不旋踵，而身验之，此又何故欤！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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