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续编》，共十册，吴宓先生建国后一直到1974年，坚持写日记。除1949、1951两年大部分遭焚毁（作者托重庆政治文化界耆宿陈新尼（1987- ，曾任东京同盟会书记，1920年代四川军政府秘书院科长等）保管，陈老于1966年擅自代为焚毁。其中含有作者所经天翻地覆变故之社会情景，友人知交与自己的多种书简与诗札，极可宝贵），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而且出版了，吴宓日记，从1921年到1974年，全都出齐了，半个多世纪的悲欢离合，可歌可泣，这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吴宓日记的价值究竟如何，意义与地位如何，我以为这是要通过细致的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结论，我这里只是谈谈我初步的读后感而已。
首先，它的史料价值如何？作为如此一部时间跨度极大，牵涉人物众多，事件极为丰富，内心生活也极为细致的日记作品，其史料价值是无容置疑的。但是我这里还得提到大家可能担心的两个问题。一是既然是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整理的，而吴宓与吴学昭在后期（文革前后）关系紧张，那么，那些不利于吴学昭的记录，可能被加以“整理”，这是钱文忠兄提出来的，所以文忠认为似乎不可抱太高的期望。我初读的结果，文忠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虽然，日记中涉及到吴学昭本人的文字，尤其是五十年代的，仍然保存着，而且也不是什么好话，比如说她与他自己不是一种人等等，但是确实到后代吴学昭的名字就消失了。似乎没有这么一个人。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吴学昭是不是动了手脚。譬如吴宓曾打过学昭的耳光，这里就没有了。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吴学昭不会删去一些更重要、更能体现吴宓思想的文字，因为正如吴学昭在前言中说的，那些反动话，是“愤激之言”，“虽然是错误的，但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话语是长期八股训练而来的绝对正确的套话。）举一个“反动”的例子，1957年8月18日记：“自悔昔在燕京时仰望共产党之非，而今则无术远遁，宁愿原子弹从天而下，毁灭此无人性、不合理之中国，亦所乐矣。”（第三册第153页），这样的话都照印出来，那还会有什么顾忌？我后面还会引到，那样一些“愤激话”都未动，那么大致是可以相信的。
第二个问题，吴宓日记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的背景下写的，而且政治空气一次比一次严酷，文字狱越演越烈。简直是要用命来换取几行真实记录，在这样的背景下，还可不可能真实？会不会被改写或自我删削，也就是说，二十五年的时间里（1949-1974），吴宓自己有没有对自己的日记动过手脚？九年前，张紫葛在《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那本传记中透露：吴宓曾经在1951年、1955年大规模改写过日记，有的焚毁、有的改写，有的增补。用加页、拆下来重装的办法，多次整理加工。尤其是1955年批胡风，吴宓看了《人民日报》，细读了发下来的单行本《胡风反党集团材料》，“不禁深为惶恐”，逐条对照，觉得如果以《材料》按语的观点来处理，自己日记中某些地方，皆可施以类似的判词。张书还叙述十几处非常具体、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的例子。其中还提到吴宓在1974年一次谈话中，十分庆幸自己的日记在当时曾作过改动，不然，“哪里能有今日的高枕无忧？”张著由于过于具体，反而使人怀疑他是否小说家言。举个例子，1956年10月28日，据张书，吴宓那天与李源澄等友人在西师聚会，谈到匈牙利事件。但是吴宓日记续编却了无踪影，完全是别的事情。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张氏为了掩饰自己虚构的马脚，故意制作了吴宓改写日记的情节。一是吴宓为了掩饰自己与友人因匈牙利事件而聚会，故意乱以他词。这恰是现代考据学大有可为的地方。现在我的一个想法是，即使张书所述为实，也不能动摇吴宓日记的真实价值，为什么？一，正如张氏也说，吴宓的改动，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三、四，从数量上并不影响大局。第二，我们接下来还会说到，《吴宓日记续编》本身，已经充分证明了在思想深处和重大问题上，作者肯定是有勇气秉笔直书，做当代知识人的良史。第三，吴宓的改写，也不是随便乱攺，也可能留有一些线索，留待后人去揭开一些秘密，这样反而可能增加其价值。张氏的书也提到了吴宓自言改写后的效果：使“后人阅之，或疑其语焉不详，或疑其不尽情理，或怪其悬诸半空之上，能以触类旁通之，正余之所望也”云云。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代由于极为特殊重要的时代因素，使得日记书简自传等史料通往历史真实的过程，呈现出复杂而扭曲的面相，我们对于这些史料的运用，一定要经过认真专业的考辨工夫才行。
与陈寅恪有关的内容
清华大学出版社十年前出版的《吴宓与陈寅恪》，就记录了1961年吴与陈的历史性会面。由于触犯时忌，会面时所说过的一些话，出版时被删去的内容，在这里可以看到。其中要紧的是，陈见到吴的那天深夜，对吴说了关于时局的一段话。明确指出共产党正在遭受极大困境，原因是不仅不能如唐太宗那样向突厥称臣，而且还试图灭掉突厥（明案，指当时的苏联，中苏开始交恶），错误在于立国之初不能选择如埃及印度印尼等中立国的做法，从美苏矛盾中得到好处，而选择了极不明智的“一边倒”。（案，“一边倒”一语，来自毛《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有可能不选择或调整“一边倒”，是一个更复杂的历史问题。近读杨奎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大，2006）国共两党都各自一边倒，这与雅尔塔之后的国际斗争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是国际列强的牺牲品）。根据“盛衰连环论”（陈寅恪）这一定律，“一边倒”是后来文化思想专制、改造知识分子、党天下等一系列毁灭性路线的重要原因，中国现代史，是国际斗争的产物。陈明确说到“共产主义未必能一帆风顺，掌握全球。”“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贪鄙之态，殊可鄙也云云”。吴宓的这一段史料，第一次从文献上印证了余英时的研究成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其他如陈“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等，都是第一次出现，可与陆键东书相印证。
与陈序经谈话中，陈提到唐筼执意要走，1950年与寅恪发生分歧，只身往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也证实的钱穆《师友杂忆》中的说法。
其他关于陈寅恪的记载，如：1957年5月10日，《光明日报》有《陈寅恪先生访问记》。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有毕明、施山的两篇文章批判陈。陈寅恪推郑文焯为近代词家第一，等等。
对文化专制的批判
《续编》中对文化专制深深畏惧，常常发出苟延残喘于乱世、生不如死的悲苦之音。亡国之音哀以思，读来令人欷嘘不已。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为求过关，求领导小组的人为他的检查稿大纲把关，认识到检查其实是一种“科场应试之文”，其中，学理和逻辑、事业与道德、于国于党的真实关心与建言，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态度和立场，是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与改悔的决心。这一点，可以印证王元化师论《讲话》的“屁股论”。
有一个词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常常也听到对学生做工作，“要坚定信仰”什么的，“信仰”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但是在1950年代初，一般人认为改造思想并不是什么信仰问题，而是回归科学、求真理、得解放的问题。吴宓记载了他直言改造思想是“信仰之转移”，而大家都认为他大大亵渎了什么什么主义。由此可见，我们的科学观到了什么迷信的地步。
多处提到文化专制之威，胜于历史上的秦始皇、朱元璋等暴君，甚至胜于民族征服者。清代还有一部明史，还传下来顾、黄、王的著作（案，其实王船山书是后来曾国藩时代出的），《四库》虽销毁却仍能保存文献，而当代则只有郭沫若、只有鲁迅。举国上下、男女老幼，“莫不规规焉诵述马、恩、列、斯以及毛主席之书，谈讲政府所发、报刊所载之文件，于其思想内容、文字体裁摹仿追步，莫敢或违，又莫敢稍有出入。呜呼！明太祖之□□□□如彼，使生今日，必当惊目咋舌，自叹望尘莫及。”由阶级斗争、阶级革命而阶级独裁，中国数千年之文字、文化、文学全亡。多次反复提到数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一派学说之牺牲品，使后人只知有某不知有国，厄运不知伊于胡底。甚至，断言思想改造运动所引发的文化世变，为华夏历史之最烈。“华夏数千年之礼教风俗、衣冠文物，我生所寝馈之中西学术典籍思想文艺，以及吾父吾师吾戚吾友之声音笑貌、风度言谈，昨日尚在者，今日忽尔尽亡，盖从来沧桑之变，未有如近年中国之全且骤者。”
吴宓还具体描述了思想改造运动中，身心所受的摧残：“近半年来宓未作诗，少读书，惟碌碌于上列十事，开会、听讲、撰公文、填表格，故身劳而心苦，至乃每日无时休息，每夕不外出散步，朋友书信断绝不复，诗不作，更不亲圣贤典籍、古典名著，于是志愈摧、气愈塞、情愈枯、智愈晦、神愈昏、思愈滞，而身愈瘦、肢愈弱、目愈眩、发愈白、容愈蹙、胆愈怯，尚不足为重轻者矣！”古典名著成为对抗文化专制淫威、逃避“魔行魔教”，安顿身心的唯一良药，“宓近年每值烦恼苦厄之来，惟有取《四书》《无量寿经》《印光法师文钞》《杜诗镜铨》《兼葭楼诗》《白屋诗稿》《白屋书牍》下及《吴宓诗集》而精心细读。读之至半时一时之久，便觉身心安和，此宓修养之秘方、治病之良药。”
吴宓的当代史家记录，证明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与道家，有自由的，有人性尊严的，与文化专制是势不两立的。这一点尤其值得今天大书特书。
再思知识分子命运
除了壁立千仞的陈寅恪与“宛转娥媚马前死”的吴宓辈，除了恣雎暴虐者、为虎作伥者，知识分子的命运也不是单一的，有发疯的，有不堪侮辱而含愤自杀的，有亲人被镇压而流离失所的，有从此默然隐忍的，也有戏剧性表现如自煽耳光如冯友兰辈，贤愚死生，修短优劣，在洪水滔天之时，各有其表现。从大的方面看只是一毁灭，而从内部看去则各具死亡之姿。《续编》提供了一幅知识人灵魂与身体的群体挣扎图。
但是，我看了大部分日记，感觉最多的还是大多数普通知识人忠诚坦白地向党交心的，顺着意识形态的思路认真改造自己，其中大量记载了历次运动如何交心、如何自我批评与帮助别人的过程甚至细节，不仅具有历史现场感与文献档案价值，而且提出了当代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课题：知识人为何这么“乖”？这是《吴宓日记续编》区别于许许多多文革受迫害文本，而更加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这一方面揭示了现代知识人的弱点，另一方面也真实表明了那一套东西其实仍有具有相当的欺骗性，这是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很好研究揭示的。
有人会说，这个问题本身不能成立，他能不“乖乖的”么？耀邦夫人李超，在耀邦墓前的题词是“无私无愧”。某报发表时改为“无私无畏”。李超很生气，说：“耀邦是很畏的！”连总书记都要畏，安得一般知识人不畏？
但是，我说的是另一种情况——畏，本来可以不说话，或少说话，但许多人却主动说、多说、积极说、真心说。这就不是可以用“畏惧”来解释的了。
知识分子真心相信或容易轻信一套意识形态话语，其中有两个契机：
一个是缺失一种文化超越的思想传统。政治权力和社会功业的权威，往往一统道德理想与文化学术的权威，甚至以前者来取消后者。所以，一旦前者得了天下，取了果实，占了优势，往往可以取后者而代之，甚至牺牲后者来证明前者的正确性。共产党是这样，现代化也是这样。即所谓内圣外王，即所谓救亡与启蒙一体。
另一个是伯林所谓真理的绝对性。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唯科学主义的影响，进化论的影响，认为真理只有一个，正如天无二日。这也是导致文化专制所以得逞的内在思想机制。
吴宓日记中记王恩洋是一例。“王先生极称毛主席之丰功伟绩，谓其救亡兴国戡乱施治之大业，正吾侪儒生所想望者，而彼于一二年中竟成之。”“至于儒道、佛教并遭摧抑，吾侪所经营之学院及杂志皆不能续办。斯固损失，然而真理惟一，大道永存。兹共产党竟得成功，其所率由之道，亦必即是吾侪平日所笃信者，名异而实同故也。”王氏之所以欢欣鼓舞，甘愿自弃其安心立命之道而交心交人，正是在他那里，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完全是没有独立地位的，一旦政治成功，天下太平，就可以弃文明与文化于不顾了。王氏的“真理惟一”一语，恰是伯林所谓真理的一元性，必然导致真理的绝对性与宰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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