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先生，一位学者和君子 温源宁 著  江枫 译     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有些人，需要别人介绍一百次，到了第一百零一次，还有必要再经介绍。因为他们的面貌太平常：没有一点特色，“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副张三李四都可能有的平常相貌。吴先生的相貌却价值连城，怪异得就像一幅漫画。脑袋的形状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苍白，头发好像就要披散下来，亏得每天早上都要剃须，还保持着一张脸面清晰的边界，脸上多皱，颧骨高耸，两颊下陷，盯着人看的一双眼睛像是烧红了的两粒煤球——这一切全都支撑在比常人长一半的脖颈上，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     他永远昂首挺胸，脊背竖得笔直，好像是副切割模具。吴先生看上去仿佛就是尊严的本身。他以身为学者自豪，朋友们也都认为他是天生一位了不起的君子而为之骄傲。他从不吝啬，总想着要给别人以回报，却总被朋友也被敌人所误解。他对别人的善意和能力过于轻信，对外界有关他自己的议论又过于敏感。吴先生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整个世界，都不能相安无事，如果不是心烦意乱，就一定是在发奋著述。他极其崇拜歌德，却远未达到歌德所称羡的“不慌不辍”的境界，就像说过“我把自己的住处变成我的绞架”的那人永远也达不到天恩眷顾的状态一样。     吴先生是那种从不知晓什么是年轻的人。他实际才40开外，但是只看外表，从30到100，说他有多大全都可以。他评价别人总是从宽，对自己却严格得苛刻。他信奉孔夫子的学说，他能使人们想到一个真正的孔门儒生应该是怎样的。他端庄严肃，遇事认真而有点过分，有一副“理直”因而“气壮”的架式，却仍然是个最不会令人望而生畏的人。     吴先生目前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且，直到今年为止，他还一直在主编一个评论性刊物《学衡》和《大公报》的文学副刊。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教师，吴先生无可挑剔，惟一的缺憾是少了一点启迪灵感的魅力。像钟表一样准时的他，讲起课来就像古罗马舰船上的划桨奴隶在做工。在别人是从书本上读出引文的场合，他宁愿背诵，而不论那段引文究竟有多长。讲解任何问题，他都能像军训教官那样“第一这个”、“第二那个”，讲得有条不紊。枯燥，也许；但是决不可能言不及义。他不是那种什么都谈而惟独不说自家主张的老师。他说了的就一定有意义。他也可能说错，但是不会言之无物。他从不绕着问题走，总是直接了当把脚踩上去。也就是说，他是不害怕为某种意见承担责任的。关于事实的问题，特别是在百科全书和工具书中能够找到的事实性问题，吴先生绝对无懈可击。别人只是在有关于趣味或诠释的问题上还能和他进行某种有道理的争论。在这些问题上，吴先生显然是有弱点的，但不是由于糊涂和不诚实，而是他那种思想观点所固有的，一个人文主义者所固有的弱点。非常可惜，伦理学和艺术被糟糕地搅混在一起。人们常会感到困惑，也不知他是在谈论文学还是在谈论道德。     而作为刊物主编，吴先生的立场是，胡适博士所反对的，他全都拥护。几年前吴先生所编《学衡》公开宣扬的宗旨就是，要为反对白话运动、维护固有的写作方式而战斗。这是失败的一战，然而却是英勇的一斗。吴先生为《大公报》主持文艺副刊的工作同样英勇，他试图通过这方面的努力去影响中国文学界的趣味，引导他们更多地关注西方文学中的事实，而不是它的皮毛。是的，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几乎所有中国的年轻作家，都已经决定接受西方文学那些华而不实的皮毛，而对真情实事不管不顾。事实、日期、知识，都太枯燥，而且太难。如今一个人需要的只是，随波逐流而游，顺手捡拾一些沉船上流失的漂浮物——道森、波德莱尔、瓦莱里、维吉尼亚·伍尔芙、阿尔杜斯·赫胥黎等等，等等。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界，像吴先生那样不得体地暗示研读荷马、维吉尔、但丁和弥尔顿也有某种价值，就只能招人嗤笑了。     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尤其可悲的是，吴先生完全不了解他自己。他承认自己是个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是从气质上看，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由于吴先生是如此真诚和表里如一，以至于他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自己却没有看到！他对拜伦的崇拜并不是一个秘密。他甚至模仿《恰尔德·哈罗尔德》的风格写了一首中文长诗。一个矛盾，一个除了他自己谁都不难理解的矛盾！     我一想起吴先生，就总会想起他的苦笑，他在清华的那几间精致、整洁而空空荡荡的房间，和挡在他窗帘外的美丽野景。也许只是我的痴想，但是我确实时常在想，如果能拉开所有的窗帘，多看看外面的景色，最好是投身到户外美丽旷野的景色中去享受一下。他的生活中就会少一些费解的困惑，他的笑容里就会少一些苦涩。     （摘自《不够知己》，岳麓出版社2004年1月版，定价：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