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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宓先生来自古老的三秦之地，1894年出生于陕西泾阳，从小得到了较好的文化教育。他1911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1917年到美国留学，畅游于西学书海，先后就学于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尤其是在哈佛期间曾师从著名学者白璧德，深得新人文主义精髓，并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由于报效祖国心切，吴宓于1921年即返国就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其间与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了自有其特色的《学衡》杂志，还由此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派别，即“学衡派”。关于这个派别，争议颇多，至今依然。而作为这个杂志的主编和这个派别核心人物的吴宓，人们的看法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无论如何，作为文化派别，在整个文化运动中总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语境的转换，学衡派的文化观显现出了某种增值的趋向。也就是说，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出现了强劲的本土化的发展趋势。前者的一体化过程加速追求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王国的“大一统”，试图以科技理性与经济杠杆支配整个地球；后者则是追求多样化的文化个性（包括民族文化个性）的过程，表现出对文化传统和文化创新，特别是人的精神需求的理解与尊重。此二者既尖锐对立冲突又相互协调统一，体现了一种辩证运动的过程。在这种文化运演的形势下，自然会有人回想起“五四”时期就与“西化”派唱“对手戏”的重要角色即吴宓先生，怀念之情和探询兴趣也油然而生。而就吴宓先生的一生来看，无疑也完全当得起“文化名人”和“著名学者”这样的称号，此外，他作为部聘教授和名刊编辑，作为古体诗人和浪漫情人等，也都有特别令人感动和难忘的地方。
只有能够让人感动和难忘的人，才会活在人的心中从而获得一种不朽的生命。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人们遗忘和忽视吴宓似乎太久了！可是历史对这种不应有的遗忘和忽视却不会容忍得太久，就这样，在“春天的故事”到处流传的时期里，寻找吴宓的有心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路……
二
记得不久的过去，人们爱说的一句话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所谓“过去”却会因为人的不同而不同。在以往的某种特定语境中，说“忘记过去……”这样的话语时，是有其明确阶级教育的政治目的的，而那“过去”则仅仅被理解为阶级压迫的历史。其实过去的历史也是丰富的人类的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的历史。有着不同文化观念的人，也都在依循着自己的文化追求，去“努力”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吴宓就是一位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追求并努力书写自己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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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以笔为旗的旗帜上，就大书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之类的话语，但这里所说的“过去”，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偌大而又悠久的中国所固有的人文精神。相当明显的是，他对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深怀着一种恐惧和憎恶，他对此要给予力所能及的坚决的抵抗。但他却并非顽固不化、封建守旧，他不想径直地走向西化，其实也不想简单地走向古代，他实际也在寻寻觅觅，求取那种最佳的文化捷径，即“Third way”（第三条道路）。所以在他看来，新文化是应该求取的，但这不是简单移植的结果，而是会通中西的结果，因此他特别强调说：“今欲造成中国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化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论新文化运动》）这种会通中西的大思路与新文化派的稳健者（如鲁迅）也实有相通之处。一般说来，在文化接受与传承过程中，“先在”的主体性存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像外在于人的存在物一样，对“此在”的所有信息处理活动都会产生影响作用。客观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一个中国人头脑中已有的传统文化意识（包括集体无意识），都对这个人的再认识活动或信息再处理产生影响作用，并且也是其建构文化心理的前提性条件。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像有些人认识的那样完全是铁板一块，继承者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比如鲁迅与吴宓的选择显然就是不同的。一个钟情于孔子学说，一个欣赏魏晋风度。不同的文化选择中，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策略思想。当其时，看上去“落伍”的吴宓实际是害怕或担忧“文化失语症”的发生与泛滥，他的强烈预感与终极关怀都不能使他沉默不语，他的诗人气质也使他难以沉默不语。如果说他与新文化派存在着文化差异的话，在我看来主要就是对于现实文化策略的思考方面，吴宓们与鲁迅们存在着最为明显也最为深刻的差异：在特定的时空中，主要倾向批判传统文化的选择体现了现实的策略性与特殊性，而主要倾向守护传统文化的选择则体现了理想的精神性与一般性。而他们在文化目的上却又有根本的相通之处，这就是谋求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并对人类做出自己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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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上，吴宓是非常“固执”的，固执到与时代风潮和时人追求相左相抵的程度。他宁可给人留下与古为邻甚至与古为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话柄，也不愿随波逐流、惟新是求，去充当什么“文化激进主义者”。从一定意义上讲，抵抗“先锋派”的吴宓在其生前从来都不是特别能够引人瞩目的“时代的弄潮儿”。对于一个特定的时代而言，文化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而文化策略亦有近期规划及方略与远期规划及方略的区别。吴宓在有生之年考虑最多的，是带有“终极”意味的人文精神方面的问题，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之精义有一种痴心的眷恋，以为由此可以在现代文化背景上建构出中国特色的“新人文主义”来济世救人，而这骨子里也与西方的基督精神文化传统相通。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却会面临特别复杂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这些现实问题，一切远景规划和未来设想都难以实现。从这种角度看“五四”人的文化策略与“现实主义”的文化实践，应该说是有合理之处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如对传统的批判在某些方面确实批判得过于徽烈，对外来话语与文化范式也有囫囵吞枣、简单模仿的问题，在融通中西方面还缺乏足够的自觉与更有效的实践。吴宓所代表的“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存在的这些问题显然是有所觉察的，有时还给予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这自然也有合理之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即客观上造成了文化错位，主要以“传统”作为“理想”的选择，对当时的国家、民族、人民和文化人来说，实际很难解决起码的“存在”问题，更难以解决“发展”的问题。守护传统的民族文化立场与全盘西化的文化殖民主义立场是尖锐对立的，这两种文化选择在当时实际都是行不通的，对民族、国家也都是不利的。而当时，无论从现实需要还是未来需要讲，皆可云“发展就是硬道理”,当时的“当务之急”不是“学衡派”所能妥善解决的，不说大的文化战略，就说诗歌文体的创造吧，“新诗派”显然较“学衡派”有着更多的文体上的创造性尝试，也实际拥有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学衡派”的旧体诗，也包括吴宓的那些相当精妙的好诗，在体式上基本也还是“旧瓶装新酒”的近代型诗体，至少在文体上并没有真正地做到“会通中西”，在文体上没有给文学史提供多少新的东西。
三
说句带“宿命”色彩的话，吴宓先生生前仿佛命定似的不曾特别“红火”过。他曾预言自己将度过三个“28年”，事实果然不出所料，他确实享有了三个“28年”的高龄（1894～1978）。但他似乎没有充分估量到自己这漫长一生的“生不逢时”：第一个28年，看上去发展得相当顺利，但他的存在似乎成了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第二个28年，基本是一位敬业守职的教书匠，在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很少听到他的声音，仿佛成了远离中心的“边缘人”；第三个28年，又渐渐成为人们斗争（在更小范围内）的对象，并被无情地踏上一只脚，几乎成立那些文革战士的“脚下土”了。从“绊脚石”到“边缘人”，再到“脚下土”，吴宓先生的有生之年，确乎有着相当浓厚的悲剧色彩。但从本质上讲，“好人一生不安”的悲剧是很难被人的良知所容忍的，在“精神”上总要对人间现实中这种悲剧现象进行“抗争”，如此努力的结果，便是悲剧向喜剧的转化，给人的印象就是，吴宓先生身后，终于从“生不逢时”，转到了“时来运转”，他的价值开始被人们了解和重视起来了。
但这种了解和重视的程度都还是很有限的。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如前所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吴宓诚然是被人们遗忘了、忽视了。有时即使在亲近传统文化的学者那里也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如果说在文化创新派那里是有意识地忽视吴宓的话，那么在文化继承派那里有时也会受资料的限制、认识的不足或其他原因，而很少谈到吴宓。近期，笔者曾有幸陪同清华大学两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为本校文科学生做学术报告，那题目就是《大学生与人文素养》和《礼乐文明与大学生人文素质》，主要阐扬的便是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道德风尚的人文价值，由此很可以见出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所张扬的文化精神的。尤其是后一位比较年轻的演讲者，明确提到了这个令“清华人”感到骄傲的“国学研究院”，还如数家珍地提到了曾在这“国学院”供职的“四大教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这令台下年轻的大学生们“大开眼界”，居然感动起来，为当年的大学者和眼前的演讲者热烈地鼓起掌来。但在这种热烈中却明显遗忘了或忽视了吴宓！演讲者也许只是不熟悉吴宓或自然省略，而台下的大学生的确还很少有人知道吴宓，可以说相当陌生，更难说深刻地认识他了。岂不知，清华园中的那个“国学院”的创办人不是吴宓么？那四位著名学者不是吴宓邀请或迎纳来的吗？何况，作为“国学”学科性建设的重要策划人、组织者，吴宓本人也是有思想、有学力的，他的著述公开出版和发表的也许不算多，但在当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何况他还曾是重要报刊的编者！他的多种文化角色所显示出的综合分量，是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不应该遗忘吴宓，这不论是从何种意义上讲，都应是如此。所以，自从1979 年吴宓平反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便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忆吴宓”和“解析吴宓”了。其中也有假“追忆”之名而行“虚构”之实的，也有假“学术”之名而行“拼凑”之实的，一时间真伪混杂，鱼龙难辨。可以说，无论是“追忆吴宓”，还是“解析吴宓”，都还处在初期阶段，都还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比如，在追忆吴宓先生方面，发表的文章还不够多，各类相关文章（不包括诗词）据初步统计不足百篇，尤其是迄今为止除了《回忆吴宓先生》（黄世坦编）这样的1万字的忆文结集，还没有见到一本公开出版的《吴宓传》或《吴宓评传》（据悉已有学者在精心结撰）；在论析吴宓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实践方面，各类相关论文据初步统计也不过百篇左右。最值得称道的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两本论吴宓的论文集，即《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李斌宁、孙天义、蔡恒编，第三集早已编出数年，因故尚未出版）。此外，在一些报刊（如《红岩》、《西南师范大学学报》、《文学评论》、《读书》、《中华读书报》、《唐都学刊》等等）上也或多或少发表了论析吴宓的文章。作为内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泾阳文史资料·吴宓专辑》了，其中既有回忆吴宓的诗文，也有论析吴宓的学术性文章。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限于条件，无论是回忆文章还是研究论文，我们现在还不能进行“全编”或“集成”。所以在这里（《追忆吴宓》和《解析吴宓》）所选编的，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然是编者认为较为重要、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在材料上大都比较真实可信，在研究方面也各有自己的角度或特色，对认识和研究吴宓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也正是基于“求实”的主导性思路，我们没有选编忆念或礼赞吴宓的诗词，因为诗词的“创作”成分毕竟是主要的方面。我们选编的最基本的原则，是注重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高的文章或著作片断。自然，尽管我们主观上努力了，也还是会有遗珠之憾。其不足之处，敬希方家指正。如果这些收集来的文章能对研究吴宓和20世纪文化（文学）的学人有些微的帮助，或对世间误识吴宓、误读吴宓抑或误记吴宓的人有新的启示的话，那么我们就万分欣悦了。
四
然而人们在追忆和谈论吴宓先生的时候，由于有这样那样的误记和认识的不够，会有不少不合事实的说法在流行。比如，即使像陕西出身的大作家贾平凹先生，在他近期的《老西安·废都斜阳》（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9月版）中，尽管只有介绍吴宓的不多的文字，遗憾的是却有明显不确的地方：“吴宓晚年回到了陕西老家，别人见风使舵‘紧跟形势’，他却敢讲‘批林，我没有意见，因为我不了解，但批孔，绝不可以，因为孔子有些话是对的’。以致‘反动学术权威’又加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责而受迫害，最后双目失明，左脚残废，含冤死于冰冷的土炕上。”这里所说的吴宓晚年的情况，与事实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出入。因为吴宓于1977年初（83岁）才由其妹妹吴须曼（吴宓嗣父吴仲旗之长女）接回原籍陕西泾阳，他所表达的关于“批林”之类的意见，以及罪名的加重、眼失明脚残废等，都并非发生在“晚年回到了陕西老家”之后，而是在此之前于重庆期间发生的事情。而“含冤死于冰冷的土炕上”的说法也未必属实，因为据吴须曼《先兄吴宓之死的真相》一文（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8期）介绍，吴宓于1978年l月15日因病被送入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救治。16日病情急遽恶化，17日凌晨终以脑血管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
由此可见，关于吴宓生平事迹，还有许多未被人们了解的内容，亲朋好友的有关追忆固然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材料，但其中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证实或澄清。而在认识吴宓的文化价值、人格特征、文学志趣和教育实践等方面，也自然会有许多深层的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地探讨，其中当然也包括吴宓自身存在的“复杂”与“矛盾”。也正是考虑到由于时间久远及其他主客观原因，记忆有所不同甚而对立的文章，认识有所差异构成争鸣的文章，我们也酌情收入了少量的一些。这样既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也可以提供“文化热点”中的疑点，激发读者探求的兴趣。这对更充分地认识吴宓、研究吴宓也是会有一定帮助作用的。
就编者而言，原本对吴宓并不怎样注意，即使在写《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这样的著作时，视野里也没有吴宓的身影。忽然注意到有友人在大刊上发表了论“学衡派”的长文，又有友人寄来了权威出版社出版的重评“学衡派”的专著，还有友人让编者在陕西约人写《吴宓的读书生括》这样的书，到重庆开了个会，不期而然地注意到了那儿的《红岩》，发现该刊近些年来经常发表关于吴宓的文章，而编者所在的学校和临近的学校里也有几位先生对吴宓情有独钟，写过一些研究吴宓的文章，早些年就编过回忆录和会议论文集之类的书，如此等等，好像有一种规模虽然不大但已凸显的“吴宓热”真的兴起了。置身于这样的文化“热”中的我们，耳濡耳染的结果，也便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故而当好友盛源兄告之可以编编有关吴宓的书时，就很快地动心了，觉得既在秦地工作，又处在这样的“热”中，能为人们了解吴宓、研究吴宓提供一点客观的材料和省时省力的方便，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衷心希望，忆念吴宓、研究吴宓的亲友和学者们，能够齐心协力，以“吴宓精神”来对待吴宓、研究吴宓，不祈占有，而乐奉献，为深化吴宓研究增砖添瓦，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这自然也是我们自己的心愿。
编 者
2000年l月16日于古都西安
作者简介
李继凯，男，1957年生，江苏宿迁人。曾为知青。1997年考入徐州师院中文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师年余。1983年考入陕西师大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198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墨舞之中见精神》、《民族魂与中国人》、《中国近代诗歌史论》、《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伊甸园景观》（合著）、《太阳女神的沉浮》（合著）等。并有学术论文数十篇，曾获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本页内容由三秦记录入，草间人复核。著作权属于原编者，如有转载，敬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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