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吴宓传

吴宓传

据《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第618～62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吴宓（1894～1978）原名玉衡，后改陀曼，字雨僧，亦作雨生。陕西泾阳人。其父建常（仲旗）①，博学能文，秉性刚直，对吴宓一生有较大的影响。吴宓少时就读于三原宏道学堂。清宣统三年（1911）入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中等科，1916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翌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继之任教于东北大学。1925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以后又在昆明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和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院前身）等校担任教授。吴在清华期间，曾于1930年游学欧洲，遍历苏、英、法、德、比、瑞诸国，又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修学年余，所学极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系西南师院院务委员，还担任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委员。
	① 复核者注：吴宓生父为吴建寅，字芷敬。吴建常系吴宓嗣父。《吴宓自编年谱》1897年纪事云：“约在是年，祖母杨太淑人，以芷敬公鳏居，怜宓失母。太淑人又夙爱次子仲旗公，乃命令以宓（时名玉衡）出为仲旗公之继嗣，而母胡淑人。众皆遵从无违。由是芷敬公遂为宓之本生父，仲旗公遂为宓之嗣父以终身。太淑人又以模棱两可及调停和洽之心理，命宓称呼芷敬公曰‘爹爹’（在陕西用者不多），简曰‘爹’；称呼仲旗公曰‘达达’（乡俗‘父’之通称），简曰‘达’”。（见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吴宓自编年谱》22页）吴自幼聪慧好学。诗赋受其姑夫、诗人陈伯澜指点，深谙律韵，15岁即能为诗。吴的诗风主要追摹古代诗人杜甫、李义山、吴梅村三家，功力极深；对西方诗人拜伦、雪莱、安诺德、罗色蒂和莎士比亚，亦极为崇拜。他与四川江津白屋诗人吴芳吉交谊最深，时称“两吴生”。两人经常谈诗论道，交流技艺，出有《两吴生诗集》，可谓珠联璧合。吴宓一生写了大量的诗，出版《吴宓诗集》13卷，共选长短诗900首，尚有2000多首诗作没有公开发表。他的诗大都具有主题鲜明，意境清新，文辞优美和结构谨严的特点。“诗集”内还有论诗的著作《诗学总论》《空轩诗话》。此外，他还翻译了拜伦等一些西方著名诗人的诗。除写诗外，吴将其毕生精力倾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外国语言文学事业，是中国外国语言文学奠基人之一。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怀着满腔热情，积极开展中国高等学校的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创建了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提出了培养“博雅之才”的办学理念，并先后担任一些学校的外语系主任和教授。他学贯中西，文通古今，工作认真，诲人不倦，使广大青年深受教益。他在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刻意延聘了一代宗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名流为教授，为中国培养了钱钟书、王力、傅斯年、季羡林等许多优秀的中外语言文学研究专家（复核者注：吴宓至清华筹组国学研究院时，傅斯年已离开清华，与梁、王、陈、赵等很难攀上师承关系。且傅毕生学术成就集中在史学一门，称其为“中外语言文学研究专家”似勉强）。抗日战争期间，吴又在西南联大和燕京大学培养了大批的中外语言文学人才，他们都曾是新中国高等院校外语和中文师资的骨干力量。吴对《红楼梦》之研究，造诣很深，饮誉中外，是最早将《红楼梦》介绍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也是国内最早用西方文学理论、用中西小说比较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初，吴在昆明、遵义等地作红学演讲后，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红楼梦》，1947年吴到西安在西北大学演讲《红楼梦》时，亦是盛况空前。吴一生潜心研究比较文学，是中国研究这一学科的先驱者。他于1920年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新文化运动》和《Old and New in China》两篇文章，对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的偏颇倾向进行批评。他1921年回国后，在清华学校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研究课程，开了中国高等学府学生正式接触这门学科的先河，为国家培养出第一代比较文学研究人才。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西洋上古文学史》和《中西诗之比较》。由于他通晓世界多种语文和在中西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奠定了他对古今中外文学对比研究的坚实基础。1942年，他与朱光潜等被评聘为西洋文学部教授，名噪一时。吴的学术活动很多。青年时，曾创办《陕西杂志》，以后担任《国闻周报》和《大公报·文学刊》副主编，抗战胜利后又担任《武汉日报》副刊主编等。此外，他还写过很多文学评论，作过不少文学报告和演讲。吴留学哈佛大学时，主要学习西洋文学和研究比较文学。他的导师是当时美国著名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吴受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反映在他的文化观点和文学实践中：一方面，他坚持维护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观点，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和反对鼓吹全盘西化的错误论点；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文化，又缺乏锐敏的目光和清醒的认识，与梅光迪、胡光骕（复核者注：应为“胡先骕”）等合办《学衡》杂志，任主编，宣扬新人文主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进行批评。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再三逼迫他去台湾，被他坚决拒绝；国外有些名牌大学以重金延聘他出洋任教，他亦婉辞不就。他深情地说：“我是炎黄子孙，我的事业就要植根于祖国的土地。”1956年，出于一腔爱国之热忱，将其多年珍藏的大量中外书籍，慨然捐赠给西南师院图书馆。吴品德高洁，秉性刚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亦能直言国是，针砭时弊。他认为“叫中学生造反，无异于拿刀子给小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泾阳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38页）。江青一伙让吴宓写批林批孔的文章，吴说：“我只批林，不批孔。否定了孔子，就是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泾阳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66页）表现了他热爱祖国文化、刚正不阿的硬骨头精神。 1972年吴在下乡劳动改造时，在一次批斗中被造反派推倒，右腿骨折，致成残废；后又患严重眼疾。1976年病重时，由其妹吴须曼将他接回泾阳居住。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此时双目失明（复核者注：据吴须曼《吴宓回陕前后》一文，吴须曼本拟在西安延医为吴宓施行白内障手术，因医生考虑吴宓年龄过大，不同意施术，方作罢。本传撷取资料，疑受张致强《吴宓暮年点滴事》一文所谓“吴宓饿死于亲属之手”影响）。1978年1月17日在泾阳含冤逝世。 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为吴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本页内容由三秦记录入，草间人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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