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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欺世盗名的伪劣书
——评《心香泪酒祭吴宓》
周国平
（录自《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一、书中弥漫的恶俗趣味杜撰了一个庸俗不堪的“吴宓”
随着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进程的反省的深入，若干曾经被历史遗忘的学者的名字越来越受到今日知识界的关注，其中便包括陈寅恪和吴宓。吴宓之女吴学昭所著《吴宓与陈寅恪》一书的出版，尤使人们对这两位主流外文化志士的学养人格及动人友谊有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在那文化扭曲的年代，这样两位忠于自己的文化理念的学者必定遭受了怎样悲惨的磨难，并愿知其详情。在此之后，若有一本以吴宓为传主的书籍出版，应该说是符合读者的期望的。
无疑正是估计到了读者的这种期望，张紫葛撰写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以下简称《祭》）问世了。然而，一读之下，立刻让人感到气味不对。凡是稍微读过吴宓的作品并了解其为人的读者，都很容易看出该书所描绘的那个热心政治、工于心计、见风使舵的“吴宓”，与真实的吴宓风马牛不相及。即使对吴宓无甚了解，只要有基本的鉴赏力，也会受不了书中弥漫着的恶俗趣味。作者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杜撰出了一个庸俗不堪的“吴宓”（以下凡提及作者虚构之“吴宓”均加引号），并借其口肆意吹捧自己，污蔑他人。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本凭常识即可察觉其伪劣的欺世之作，居然还被多种传媒炒作，畅销全国。好在吴宓的亲人和学生尚有健在于世的，他们知根知底，已经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揭露事情的真相。由于该书的情节之伪、格调之劣是显而易见的，我相信毋需太久，它必将像别人的伪劣产品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
二、两个神话“自信自足”，人证物证无法查对
其实，《祭》书的作伪意图可说是赤裸裸的，它直接暴露在作者自以为高明、实则拙劣的那种编造手法中。该书的全部叙述皆建立在一个神话上，便是作者与“吴宓”的“38年异姓手足之交”，相交之深至于为“彼此生命中唯一无二的密友”。这个神话是全书的根本支点，是所述内容之可靠性的唯一担保，难怪作者处处要加以渲染。他在书中多次安排“吴宓”专程赴异地访他或两人秘密会见的情节，并不断借“吴宓”之口强调两人的“特殊关系”。解放初，“吴宓”之所以不肯应清华之聘离开重庆西师，据说是因为依恋他这个“异姓手足”和“知交”，不能割舍和他在一起的“推心置腹之快”。文革后期，“吴宓”在弃世前不久，竞预卜他“还有三十多年寿算”，密嘱他将其遭遇“垂而为文，传之千秋后世”。经过这样一番铺垫，《祭》在吴宓去世30多年后的今日出笼不但是在履行亡友的遗嘱，而且简直是在应验“吴宓”这个巫师的谶语了。
我们姑且假定作者真是吴宓的“唯一无二的密友”，因而唯有他知道吴宓的某些最隐秘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他拥有唯一无二的发言权。然而，前提是所谓“异姓手足”的神话能够成立。长达38年的最亲密友谊，喜欢实录自己生活的吴宓在其日记里不可能毫不提及，吴宓的亲友也不可能毫无耳闻，这是凭常理就可以推断的，作者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不能不预加防范。于是，为了维护所谓“异姓手足”的神话，他必须再编造一个神话，即所谓“吴宓”彻底改造了自编年谱、信札尤其是日记，“百分之百消除了”两人“相识之一切痕迹”，而且据说是用整页改写替换的办法，以至于看上去“天衣无缝”，“恐怕福尔摩斯也找不出半点毛病”。如此煞费苦心地做手脚不能没有理由，作者提供的理由是他有历史问题，两人均怕殃及“吴宓”。他让“吴宓”在解放初首先提出“我两个务须装作从不认识”，以免“添无穷之麻烦”，两人的关系从此转入地下，接着便似乎顺理成章地有了修改日记、销毁“罪证”之必要。作者自以为他的两个神话编得十分巧妙，如同一个连环套：由于我是“吴宓”的唯一密友，所以唯我能得知“吴宓”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彻底改造日记这个秘密；又由于“吴宓”彻底改造了日记，所以我是“吴宓”的密友这一点也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样，两个神话虽无任何旁证，却仿佛可以互相支持，自圆其说。
为了更加保险，作者还有两点预防措施。其一，人们也许会问：关于两人的友谊，作者自己多少留下了一点证据吧？针对此一可能的责问，他特地在“后记”中声明：“我劫后幸存，赤条条一身，所有从前的笔记、札记，一切我捉笔落墨的东西，概已乌有。”其二，对于在书中与他和“吴宓”同时出场。因而可以充当两人来往之见证的那些人物，他也有周到的设计，在“绪言”里告诉读者：“这些连带写到的朋友均已先后作古”。
现在好了，凡材料均已销毁，凡证人均已死光，张紫葛与“吴宓”的任何交往、“吴宓”对张紫葛说过的任何话都死无对证了——虽然不能证实，但也不能反驳了，因而可以任张紫葛编造，由他说了算了。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个骗子，为了行骗成功，不惜将一切可能的证人灭口。可惜的是，灭口仅得逞于作者的想象之中，实际上却办不到。困难在于，为了编造与“吴宓”长达38年的交往，便不能不涉及并歪曲相应时期吴宓的一些具体生活经历，而了解这些经历的知情人有的还健在，有的早在《祭》出笼前许多年已发表过回忆文字，书中没有提及他们并不等于就能把他们灭口了。
三、有案可查的胡编乱造，死无对证者可想而知
关于《祭》书中大量情节纯属胡编乱造，已有知情人据吴宓日记或亲身经历加以揭露，读者可参看季石（《文汇报）5月20日）、唐振常（《文汇读书周报》6月21日）的文章。在已经揭穿的谎言中，有的极具讽刺性，在这里不妨一提。
作者自云“曾拜门于清进士吴之英先生”，又写得一手“有梁任公手法”的妙文，而因此得以受于右任的激赏，进而结识重庆于府另一位常客、吴宓的嗣父吴仲旗，并在吴仲旗的撮合下与“吴宓”结为“异姓手足”。然而，关于吴之英的生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钱基博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均有介绍，此公在1918年就死了，而张紫葛生于1920年，所谓拜师便成了天大的笑话。“异姓手足”乃是全书的支点，而拜师于吴之英的经历是作者得以结交于右任的王牌资本，在“异姓手足”的缘起中据有重要地位，编造时尚且如此不小心，就更遑论其余的情节了。
在述及“吴宓’改造日记时，作者所举的一个主要例子是：1944年“吴宓”受成都燕京大学之聘，从昆明先乘飞机到重庆，与他“一起相处往还了6天”，而在日记中却改写为坐汽车离昆明，经贵阳、遵义、重庆到成都。作者把“吴宓”进川说成是乘飞机而不是坐汽车，无非是要为两人在重庆的单独相聚腾出时间为所谓“手足”之情提供又一例证。遗憾的是，他在材料问题上再次犯了粗心的毛病。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至少有三篇文章忆及吴宓的这次进川，其中，关懿娴谈到当时与吴宓在贵阳的相见，缪钺、王树仁谈到当时在遵义浙江大学听吴宓作《红楼梦人物分析》之演讲，缪钺还谈到浙大教师们与吴宓欢聚的情景。作者再厚颜，恐怕也不敢说这些回忆文字是回忆者在《祭》出笼七年前预谋共同作的伪证吧。
上面二例，都是作者翻检资料太马虎造成的明显漏洞，其荒谬既无须核对吴宓日记（姑且假定日记做了改造因而不可靠），也不必知情者现在起而揭发（姑且假定现在揭发会有偏心），即可一目了然。叫人吃惊的是作者的大胆，胡编乱造真正到了盲目的地步。无论大小史实，他都可以信口开河，谬误之处俯拾即是。小者如“代序”中把傅斯年派做吴宓的学生，大者如虚构重庆解放时的盛大入城式。在涉及一般的历史事实时尚且如此，则他在书中把陶峙岳策动42军军长赵锡光起义和张治中营救新疆狱中共产党人的功劳都栽在自己头上，编造自己与周恩来、张治中、宋美龄等交往的光荣历史，也就毫不奇怪了、面对有案可查的史实尚且胡编乱造，则书中所有那些他相信已经死无对证的关于“吴宓”的叙述，其真实性如何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四、梁任公之笔法捉襟见肘，肆意诋毁方敬、钱钟书“在劫难逃”
撇开事实的真伪不论，即使把《祭》当作小说来读，其格调之低劣、趣味之庸俗，也是令人不堪卒读。在作者笔下，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他用来为自己增光的名人、他作为朋友描写的人、他仇恨的人，无一人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个个呈猥琐之状。这倒也难怪，既然是随心所欲的编造，其内容当然超不出编造者心灵的水准和所欲的范围。
该书充斥肉麻的自吹自炫，且以开篇十几页为例。在全书开头，作者安排了一个张秀鸾（复核者注：原书校误，应为“张季鸾”，下文同）引荐他会见于右任的场面，他让于右任对他做出不胜渴慕之状，又让张(秀)[季]鸾和于右任争相对他说恭维话，无非是夸他文章“有梁任公手法”，“功力尤在乎名师之熏陶”。随后，在于右任介绍他与“吴宓”相识时，他又让于右任恭维他“后生可畏”、“将来未可限量”，并让“吴宓” 也说出“大作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的奉承话来。接着，他安排了一幕陪同“吴宓”去见张伯苓的戏，戏的点睛处在往返途中：去时挤不上公共汽车，因为站长知道他是市长机要秘书的老同学，便给予特别照顾；返时遇空袭警报被军士扣押，他不可一世地拨通军委电话，“蒋夫人”亲自派车把他接走。书中多此类得意的炫耀，且不论是否实有其事，展露的心态总归是真实的，活脱一副以奔走权门为荣的走卒相。鉴于书首“后生可畏”的预言明摆着落了空，只好在书尾又让“吴宓”来勉励他“大器晚成”。至于到底成了个什么器、他的文章有没有一丝一毫“梁任公行文之妙”，读了这本《祭》便一清二楚了。
说到该书的行文，恐怕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便是“陋”。作者好像很喜欢描绘聚餐、交谈、应酬之类的场面，津津有味地加以铺陈，实则皆琐碎乏味。凡多人相聚的场合，所谈非彼此客套寒喧，即议论他人短长。书中人物的语言也十分雷同，无非两种模式：一是他心目中有学问的人，如于右任等民国名人，如“吴宓’，皆半文半白，陈言腐语；一是普通人，皆粗俗。除了酸腐和粗俗，想必他不知道天下还有别种语言风格，所以轮到他自己出场，难怪也只好把这两种风格交替使用。
该书更有一下流处，便是肆意低毁他相信没有回击能力的人，例如对已故方敬先生的大量诽谤性描写，对正患重病的钱钟书先生的污蔑性言辞。这就更加超出文学编造的范围，而有必要追究其用心和责任了。
五、真诚不苟：“工一点心计有何不可”
当然，《祭》书的伪和劣，更大量的是表现在对吴宓形象的彻底歪曲上。吴宓本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其鲜明特点一是不热衷于政治、专心文化，二是极其真诚、表里如一，到了作者笔下，却成了一个庸俗圆滑的小政客，其间的差别已不可以事实的出入论之，只能说是风牛马不相及。
吴宓之为人处世以“真诚不苟”为座右铭，他曾如此概括他的人生态度：“力主真诚，极恶伪善，自能负责，不恤人言。”何谓真诚，他也有明确的解说：“表里如一，乃为真诚”（《空轩诗话》五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论治学，做人，乃至个人的婚爱，他都唯真是求，一丝不苟。他信奉儒家道德，便身体力行，一派古风古貌。他内心又是一个重情多情的人，公开追求理想主义之爱情，失败后仍不讳言其爱。这种外表的古板与内心的浪漫似乎形成了奇特的矛盾。温源宁在3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短文写他的这种矛盾，还说由于“他是如此坦荡真实，使得任何人都看明白了这一点，只他自己除外”。其实，在吴宓自己，古板和浪漫并不构成矛盾，因为两者都源于他的认真，他在理情两端都不肯敷衍。他真诚到了世人皆笑其迂的地步，林语堂说他是“有情感而坦白者”，所以必招人讪笑讥讽。然而，他的真诚也赢得了理解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尊敬，视为他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有口皆碑。
那么，解放以后，吴宓身上的这种品质是否消失了，甚至转化成了它的反面了呢？按照《祭》书的描写，情形无疑是如此。书中所述“吴宓”的私下密谈，其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自炫其处世之精明圆滑。例如：他坚辞一级教授是为了不高于系主任F公，免招非分之祸；他写日记有一定格式，旨在让人看了感到他“乃纯粹学术之辈”，以保平安；他特意找F公表态，说他“多么需要进修马列主义啊”；周扬想调他进京，他决定不去，是因为考虑到“周扬能否长保富贵，殊难预卜”，“犯不着为调北京之一区区小事而和他粘上关系，为芥蒂小利而冒大风险”。另一类内容是替人出谋划策，传授其精明圆滑的处世之道。例如：在推荐系主任的问题上津津乐道，分析所谓厉害关系；教刘尊一给宋庆龄写信致敬，请求教诲，借以洗刷与宋美龄的关系；频频向张紫葛面授机宜，诸如让他向领导表达“愿遵循毛主席光辉著作《纪念白求恩》的教导”，调新单位后“一报到就恳切谦辞”，领导人斟酒、布水果时“必须起立微躬身，恳称‘不敢当’”，大鸣大放中“只能歌功颂德”，等等。够了，全是这般猥琐、世故、工于心计，并且自鸣得意地说出“工一点心计有何不可”这样无耻的话来，这样的一个人是吴宓吗？作者在“后记”中声称要“真实地反映这位已故学者的道德情操”，我们从他编造的“吴宓”身上倒是看到了他心目中的“道德情操”究竟是怎样的，但这一切与起初的吴宓何干？至于他笔下的“吴宓”之毫无学术根基，竟说出《水浒》的素材在鲁迅手里会浓缩成精美的短篇、进化论摧毁了《圣经》的创世纪这种可笑的话；他听了某女的恭维之“很受用”，某女和另一女为他争风吃醋，互相脏言秽语，他之为邓小平相面，算出邓30年间有“移星转斗之功”，凡此种种，一片乌烟瘴气，更是与真实的吴宓何尝有一丝一毫的联系？
对于自己在解放后的表现，吴宓本有过评语，在有分寸地陈述自己态度一贯真诚坦白、生活勤俭、努力工作、政治学习不缺席之后，特别强调自己“勇于作出我明知不免错误之发言”，并指出：“凡此皆由宓一贯之性格及习惯：从前如此，今仍如此，不敢说是‘进步’，但绝不是‘伪装进步’，因宓少年、壮年亦无虚伪做作，勾心斗角，以及计较名利、忌妒又贪欲之习惯也”（转引自江家骏《先师吴宓传略》，《回忆吴宓先生》第187页）。这一自我评语中的吴宓，与吴宓的一贯性格有明显的连续性，而与《祭》书中的“吴宓”却水火不相容。如果《祭》书中的“吴宓”是真实的，则这个自我评语也是在施心计。如果这个自我评语是可信的，则《祭》书中的“吴宓”就纯属捏造。两者必居其一。孰伪，该是不难作出判断的吧。
六、一本书，几个人，能不能垄断吴宓留下的文物资料？
我对吴宓感兴趣，一是因为他及学衡派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种相当独特的声音。我尤其赞赏其融通中西文化之精粹的主张；二是因为他注重人生哲学的研究和实践，治学和做人紧密统一，颇具人格上的魅力。吴宓其学是值得研究的，其人是值得立传的。然而，围绕《祭》书的争论并不具有学术讨论或文学评论的性质，而完全是一个揭伪打假的问题。该书从头到尾全是胡编乱造，本来不值得花费许多篇幅反驳，而应该用对待别的伪劣产品一样的办法处理。但是，问题在于，无论是对吴宓的研究还是为其立传，都离不开基本的材料，而正是在这材料的问题上，《祭》书的作者和支持者们在有意制造混乱，迫使关心吴宓研究的人们不得不认真对付。
吴宓生前已出版的作品并不多，只有散见于从前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以及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的《吴宓诗集》，后者收入了他于1908年至1933年间写的诗词。直到他去世，他的大部分著述仅以手稿的形态存在着。这些手稿可分为两类，一是自传类，包括日记和1934年后的诗；二是学术类，主要是讲义，数量甚多。这些手稿的下落也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文革”中被抄走的日记和少量讲义等，在为吴宓平反后发还给了其亲属。二是在“文革”后期，吴宓60年代的学生周锡光从吴宓那里取走的大部分讲义和诗稿。我们已经看到，吴宓的亲属正在把他们所收藏的那一部分手稿陆续整理出版，包括已出版的《文学与人生》讲课提纲和即将出版的《雨僧日记》。相反，落入周锡光之手的那一部分手稿，包括吴宓在讲课提纲基础上精心编写的内容完备详尽的《文学与人生》讲义，迄今未见天日。在当前的这场争论中，周锡光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以“最有发言权”的权威之身份证明《祭》书的真实性及吴宓确实修改了日记（见《关于吴宓的日记》，《文汇读书周报》6月28日；《一本畅销书的困惑》，《成都商报》7月9日）。此人一面垄断着吴宓的大量文稿不让读者看到，只在他认为需要时断章取义地抛出只言片语，一面又诋毁他无法垄断、即将公开出版的吴宓日记的可靠性，其用心当不难看破。倘若一切可靠的材料皆属他的秘藏，一切发表的材料皆不可靠，吴宓研究的路也就断了。
日记实为吴宓的心血之作。他的真诚也表现在对自己一切人生经历的珍惜和正视上，凡实际生活上、内心情感上的真实经历，必欲实录之，保存之。在编《吴宓诗集》时，他坚持“有作必录，毫无删汰，且均本当时所作，过后未更改一字，以存其真”，视作“留存生涯之历史”的“自传”（《吴宓诗集》卷首）。对于更具自传性质的日记，他必定更加认真了。他曾言一生拟写三部分书：一部诗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人生哲学。诗集已有早期的，后期的有待补编，《文学与人生》可视为人生哲学，长篇小说则完全付诸阙如。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他留下的数百万言日记看作“记其客观之阅历”的长篇小说的替代。无论从他本人重视的程度看，还是从数量看，日记都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主要著作。如果他地下有知，知道他一度信任过的那个人不但封锁着他的许多文稿，而且企图用谎言抹杀他的日记，不知会怎样地悲哀呢。
（本文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有转载，敬请注明。初发表于1997年11月29日《文艺报》。本站据《追忆吴宓》录入，由草间人先生复核）
【相关下载】
《吴宓与陈寅恪》（pdf版本，4.3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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