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合。红三十军、红九军和红五军共两万余人，由靖远渡过黄河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编为西路军，最后遭到失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其余部队（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指示，向陕北革命根据地靠近。11月22日，红军主力在山城堡、甜水堡地区，击溃了胡宗南的丁德隆师，消灭其大部。以后胡宗南的军队不敢再前进了。
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10月21日由会宁的张城堡出发，经过打拉池、同心城、预旺堡，在11月中旬抵达环县的洪德城。在行军中因受张国焘反党行动的影响，红大有些学员思想波动很大。高级指挥科的少数学员还邀集在一起找张浩同志（即林育英，当时刚从共产国际回来不久）去闹，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辩护，个别人甚至离队逃回鄂豫皖去了。我是红军大学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工作处境很困难。
11月24日，在洪德城附近，接到军委命令：何畏带红四方面军红大高级指挥科去保安；张宗逊带其余部分去木钵（甘肃环县境内）和红一方面军红大第三科会合。11月25日，我带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上级指挥科、青年队和部分教职员到达木钵集合待命。26日，朱总司令、刘伯承校长来到木钵，召集红一、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教职员和学员讲了话，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宣布木钵学校为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同志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周昆任副校长，袁国平任副政治委员，我任上级干部队队长。28日，红二方面军的学员由谭家述同志带领来到木钵。这时，红大第二学校上级干部队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学员编为第一区队，红四方面军学员编为第二区队。原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青年队改为测绘队，隶属于上级干部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地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却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反共打内战，并调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到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张、杨在和红军作战中，受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也看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前途的，从而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蒋介石不仅拒绝张、扬的要求，反而调兵压迫张、杨，要他们继续进攻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被迫发动了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实行“兵谏”。
中央军委主席团来电通报事变情况如下：12日六点钟，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及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被击毙，钱大钩受伤，马志超在逃。整个西安城郊伪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被缴械。
在南京的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人图谋进攻西安，扩大内战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毛主席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派周恩来副主席率代表团去西安进行调停，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代表严肃地向蒋介石指明出路，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勉强答应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在中共代表和张、杨两将军的共同努力下，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从而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2月19日，刘伯承校长奉命回到驻在保安的中央军委。25日，军委命令红军大学第二学校移驻庆阳。第一天在马岭宿营时，接到军委命令红大第二学校上干队和保安红大二科合并的电报。27日，我即率上干队（原青年队，即测绘队留在第二学校）从马岭出发，经曲子、五角、吴旗，在1937年1月2日到达保安（今志丹县）的顺宁宿营。在顺宁，红军大学本部派来管理人员筹办给养，并送来要红大第二学校上干队在顺宁宁侍命转移延安的信。
我在1月3日上午到保安，当天中午去见毛主席。
我以兴奋和敬佩的心情向毛主席敬礼问好后，毛主席亲切他说：张宗逊你倒好，革命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随后，毛主席问了学校的情况，谈了些有关蒋介石12月26日飞回南京的情况。毛主席说：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但还会有斗争。并说，释放蒋介石是对的，有人（指张国焘）主张杀掉蒋介石是不对的，杀了蒋介石有利于亲日派，不利于抗日。
我在军委四局休息了两天。1月6日，毛主席任命我为军委一局局长。我到职后即参加组织军委纵队由保安迁往延安的工作。1月10日，军委纵队由保安出发，路经安塞，三天行程分作四天走，每天走四五十里路，在1月13日进驻延安城。1月19日，毛主席任命我兼鄜甘警备司令（全称是鄜县甘泉警备司令）。赴任前，我向毛主席请示工作。毛主席说：做好进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
1月21日，我带着一名参谋、一个警卫班和警卫员、公务员、饲养员、炊事员等由延安出发，走了七十五里路到达甘泉附近的白上坡宿营。甘泉县城的地主武装紧闭城门，不准红军进城。我遂派参谋到就近的高哨和陕甘省委罗迈（李维汉）同志联系，罗迈同志派来一个工作组随我同去鄜县（今富县）。我们走了两天，于23日到达鄜县北郊，那里有红二十七军贺晋年、张达志同志带来的部队。我在鄜县北郊暂时住下，以后就来往在延安和鄜县之间。
在延安三十里铺和甘泉劳山之间，曾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破坏捣乱，军委指定李德（德国人）负责这一带的剿匪工作，我曾和他联系过两次，由黄华同志当翻译。延安、甘泉和鄜县三座县城，是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撤走后交给红军进驻的。延安城的移交工作进展顺利，军委纵队未到之前，红军就已进入延安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任的延安县县长马豫章同志到任后尚未开始工作，就主动要求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
在我任鄜甘警备司令时，鄜县、甘泉两座县城仍为地主士绅及其武装盘踞着。甘泉县城地处咸榆公路上，来往的汽车也须经过城里。甘泉县城里有地主士绅领导的县保安队数十人，枪四五十条，他们不敢硬和红军为敌。红军派人和保安队交涉军车通过，不得阻挡，不得检查，必须保证安全通过。接着，红军的兵站进驻县城。随后又通过地方做工作，改编了城内保安队。在红军进驻甘泉县城的过程中，陕西省政府任命的甘泉县县长苗芝青（陕西佳县人），起了不小的作用。鄜县县城在洛河右岸，不通公路，距城四华里处的茶坊有公路经过。我没到鄜县前，县城城门关闭，地主士绅盘踞城内，日夜有保安队巡逻，老百姓不得自由出入，红军游击队曾要求进城，地主士绅和县长也都没有答应。我到达后，经过交涉和多方做工作，红军终于驻进城里。城门开放了，恢复了集市，红军战士遵守纪律，很受群众欢迎，红军不到地主士绅住的土寨子里去，秩序很快恢复正常。在红军进驻部县城的工作中，国民党的县长张执庵（陕西中部县人，政治立场亲杨虎城将军）、县保安大队队长杨国栋（又名杨公甫，陕西安定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是中共党员，后被捕变节）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政治形势迅速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通向全国各地的大门开放了，白区党组织的同志，各地的进步人士、革命青年纷纷来延安工作、学习或参观。一开始，来的多半是西安地区的和东北各省流亡关内的人，以后全国各地都有人来了，特别是平津一带的青年学生来得不少。我在7月间离开鄜县、延安时，延鄜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已经相当繁忙。
我到鄜县不久，开始同家中通信，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叔父张浩如的第一封回信，一开头就感叹地说：“你还在人间！”他叙述家庭破产的经过后说，这时接到你的来信，真是“否极泰来”。王尚德老师给我的第一封信说：十年来到处打听你的消息，都如石沉大海，突然接到你的来信，大出所料，兴奋极了。这是两位前辈对我十年来同家庭关系的总概括，也是我十年革命生涯中同家庭之间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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