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伐木烧炭
1937年初，中共中央随中国工农红军总部进驻延安，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大量知识青年奔向延安。原来只有三千人左右的边塞小城，到1938年底，就猛增到近三万人口。此间，虽然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按月接受国民政府支付的军费，但遽然增加的人口，以及1938年11月以后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导致古城毁坏，中共党政机关被迫搬迁到城外新开的窑洞里。这样，开挖窑洞，安装门窗，制作家具，生火做饭，都需要大量木材。从南门外杂货市场购买，已经不能解燃眉之急，那么发动干部战士、师生员工亲自上山砍树，肩扛手拖，搬运回来作木料，也作柴火，就成了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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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延安四野，尤其是延安以南、以西、以东地区，分布着相当广大茂盛的森林植被。几年时间植被被破坏的直接后果，是1940年春夏之际就发生了“六七十年来的第二次大水”。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今年，边区之所以发生水灾，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边区的森林遭到了破坏”。（乐天宇等《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这样，就有了一个对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森林资源和植被现状的科学考察报告，并由此而形成对于伐木烧炭的另一种意见。
这个由乐天宇主持、由中央财政经济部提供经费，从边区建设厅、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单位抽调六人组成的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对整个边区的森林分布、植被状况、水土流失等进行相当全面周到的考察，并提出水土保持和森林养护建议。
考察的结果，情况很不乐观。整个边区森林面积约为四万平方里，即一万平方公里，并且分布得极其不均匀。“因为近年人口的增加，正在进行着扫荡的砍伐呢！主要的便不是砍伐数量的大，而是砍伐得不平均——集中于一点，尤其是各河流上游的松柏林，因为材料较佳，砍伐得特别残酷（不留种树）。”所以，考察报告最后警告，如果对目前仅有的这四万平方里森林资源不加以专门的管理和保护，“仍任其像近年来的任意砍伐滥伐、焚烧等，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整个边区将不免陷于极端气候的恶化和闹水荒的境遇”。在此基础上，1940年4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办法》和《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这是一份相当严格的森林保护条例。但这些措施仅仅维持了约两年时间。
第二次伐木烧炭
1944年9月5日，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抽调部分人员组成一个烧炭队，进入安塞山区的石峡峪突击烧炭。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张思德不幸在挖窑烧炭过程中，被塌陷的炭窑掩埋牺牲，引起毛泽东对于一个普通战士生命的高度重视。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为题，报道追悼会情况，并转载经毛泽东审阅过的讲话内容。随后，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被各根据地的报纸先后转载，广为传颂。
陕北冬季漫长，寒冷难耐，当时窑洞取暖只有靠木炭。生活供给制下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每年从10月到次年3月，共计约半年时间里，都要在窑洞里用木炭生火取暖。木炭，如同小米、衣被、卫生纸一样，都按一定的等级标准，统一供给。
大生产运动中，木炭由最初的全部供给，逐步改为半供给，直至由各机关单位全部自给。所谓“半自给”或“自给”，就是由各机关单位自行组织人力进山，挖窑，伐木，烧炭，大体上依照一个供给标准，但普遍都要超标准，这样就可以多分配些木炭，冬季的窑洞里更温暖些。
由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等院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迄至1944年5月，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总计人数2124人，教职员工及家属每三人一房（窑），合计大约535间房屋（窑洞），一年需要用炭4.8万斤。但是，据当年鲁艺学员、曾经直接参加延安大学烧炭队的林冬先生介绍，该校1944年“大概需要11万斤左右的炭”（林冬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记录）。这个数字除去学校知识分子用炭标准高于普通工人的部分外，还有多余部分应当就是额外分配的数量了。而当时各单位各部门大多采用这种操作方式，进山前也都办理相应的树木砍伐报告审批手续，进山后则尽量多砍伐多烧炭，超额完成任务指标，既受领导赏识，又得群众欢心，甚至还有一定的个人回报。伐木烧炭，远离延安街市，深入沟壑山林，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生活近于筚路蓝缕。对于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来说，从来没有过此番经验，确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和人生的挑战。
升华的革命内涵
整风运动前，各单位各部门抽调烧炭人员是有些困难的。但整风运动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到延安来，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米，四不发饷”。这是对知识分子革命性的考验，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接受的人生挑战。伐木烧炭，同样也是革命事业，是为人民服务。于是，伐木烧炭就有了可圈可点的革命内涵，就有了形诸笔墨的艺术价值。于黑丁的小说《烧炭》，真实记录了1941年夏秋之际，位于蓝家坪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抽调四人随中央财政经济处组织的烧炭大队，深入安塞山区伐木烧炭的情景。
融入个人生命体验的劳动经验，经过艺术的升华，细化并强化了关于伐木烧炭的话语强势力量。整风运动后，这种以知识分子改造、为人民服务为题的话语强势，更加为知识分子所接受。伐木烧炭也就因此而更加成为革命队伍里锻炼人、考验人、改造人的一个好去处。
据林冬介绍，为了保证木炭的质量，他们在装窑前砍伐树木，对树种是有选择的。这是在老师傅的教导下，主要选择枫树和杜梨树。“那个时候我们砍的树，树龄都在八十到一百年，有两人合抱那么粗。”“杜梨树木质坚硬，烧出来的炭质量是最好的。那年我们找到一棵两个人都搂不过来的大杜梨树，砍倒以后，树干高八尺。装窑时放在炭窑中间，烧完以后，八尺树干已经变成一块六尺高的大木炭了，里边的花纹就像菊花瓣一样。我们队长说今年咱们烧炭，这棵大杜梨树炭，是炭中精品，可以向延安展览会献礼了。”
我们现在不知道要由多少树木才能烧出一斤炭。当时延安常住人口中享受生活供给制的“公家人”大约三至四万，按平均每三人一间房（窑）计算，约1～1.33万间。再按每年每房（窑）用炭120斤，总计每年烧炭至少192万斤～255.36万斤。如果比照延安大学2124人一年用炭11万斤的标准，那么，延安“公家人”全年用炭就达到248万斤～331万斤。此外，还有延安当地人口和不断接受的新近移民人口，同样需要伐木烧炭，冬季取暖，都不在此估算数字之内。
土地是我们传承祖先的遗产，也是后代委托我们守护的财富。延安革命圣地，伐木烧炭是拆了肋骨作火把，点燃了一代人的革命理想，也留下了需要几代人整治的山河创伤。但是，怀着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我们却没有权利对那段艰苦的岁月横加指责。显然，“环保主义”并不能替代具体的历史分析，历史就是这样在两难的境遇中艰难穿行。但是，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我们却可以在和平的日子里，静下心来重新保护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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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记小组录入，云横秦岭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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