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机对中国空袭最频繁的时候，是在抗战初期，尤其是1939年，日机凭借空中优势，对长沙、衡阳、贵阳、重庆、成都、洛阳、西安、兰州等大中城市，也包括延安在内，反复进行狂轰滥炸。1940年以后，日军已经收缩战线，集中轰炸重庆等少数重点城市，有时配合地面军事行动进行空袭。这个时候，它的力量不够了。
日机对西安的密集空袭，也是在1939年。日机对西安的第一次大轰炸，发生在1938年11月23日，轰炸最厉害的地方，是西安回民区，炸死炸伤12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回民同胞。后来西安伊斯兰教众四万余人，发表了一份告全世界伊斯兰弟兄书，谴责日军对西安回民同胞的惨烈轰炸。
1939年，日机1月18日、3月7日、4月2日，先后三次对西安进行大轰炸，都发生在上半年。尤其是3月7日那次大轰炸，日机炸塌了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防空洞的洞口，炸死了很多中高级将领，伤亡很惨重。
天水行营当时设在西安东厅门地区，2月份刚设立，主任就是刚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上调升的程潜。这个人资格很老，上将军阶，湘军老将。行营参谋长叫晏勋甫，中将。日机大轰炸，天水行营从上将主任程潜，到中将参谋长晏勋甫，共计一百多名将佐，都被埋在洞内。经过组织人员抢挖，等到将洞口打开时，许多人都已窒息致死，连程潜也已休克，不省人事，经抢救才苏醒过来。
这次大轰炸，天水行营共有64人死难，其中包括中将军训处长李国良、少将副参谋长张胥行、少将参谋处长赵翔之等高级将领，其余的也都是校、尉级军官。后来，死难者都被集中安葬在西安南郊风景胜地翠华山，取名为“天水行营三七殉难烈士公墓”。程潜亲自为公墓的碑坊题写了“为国捐躯”四字横额，碑坊两旁的对联是：
“六十四人同殒命，三月七日最伤心。”
另有43人受伤，大多数都恢复了健康，但也有少数军官因大脑被震坏，或是成了白痴，或是精神失常，很惨的。这件事当时没有对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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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程潜去世的时候，曹聚仁有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其中说：
“程氏最近在北京逝世，年八十六；可是二十四年前，他已经在西安死过一次了。那时，司令长官部移往西安，一日，日机狂炸西安，炸坍了防空洞，长官部将佐人员，压死了156人，急救得生者11人，程氏亦在其列，其余都死了，我的朋友萧兄亦与斯难。所以，程氏可以说是死了两次的人了。这是抗战后期，不曾见报的大新闻。”（曹聚仁《悼念程颂云将军》，载《听涛室人物谭》第三页）根据曹氏的说法，死的人要多得多。
如果说程潜“二十四年前”在西安就死过一次，那就是1944年。但那次大轰炸不是1944年，是1939年。再说，1944年，程潜早已不担任天水行营主任了，天水行营1940年就撤销了。撤销后，成立了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办公厅级别比行营低得多，不可能再叫程潜当办公厅主任。以后，程潜到重庆任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人也不在西安了，怎么可能“二十四年前，他已经在西安死过一次了”？这可能是曹氏把时间记错了。
曹聚仁说这件事是“不曾见报的大新闻”，当时的确是不曾见报，因为这种事情不好见报啊！其实，日机频繁空袭西安的时期，集中在1938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左右的时间。1939年下半年以后，空袭的次数就比较少了，损失也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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