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地区“文革”纪略【上篇】

    从1966年开始的为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宝鸡地区遭受了一场大内乱、大灾难。为使人们汲取这次运动的沉痛教训，本志仅纪略其基本过程和主要情况，收于《附录》。

一、贯彻“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5月19日，中共宝鸡地委成立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接着各县（市）也相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和办公室。6月10日，地委发出《关于加强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领导的通知》，决定撤销地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全区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地委常委直接领导。

    6月16日，宝鸡地委和市委决定向文化、教育界基层单位派驻“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后，全区抽调497名干部，分别进驻宝鸡人民剧团、宝鸡话剧院、宝鸡中学、武功中学、金台民办中学、虢镇中学、凤翔中学、岐山中学、扶风中学、武功县剧团、眉县中学、太白县卫生院、陇县中学、陇县剧团、麟游中学等16个文化教育单位，以进行“文化大革命”试点。随后，地、市、县又分别向55个单位（其中中等学校34个）派驻工作组，配合单位党组织进行调查摸底，掌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组织“左派”队伍，树立骨干力量；摸清全区文化展现和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状况，掌握重点单位、重点人、敌情动态和典型问题。使运动由一般表态性的批判进到对“反动论点”的逐个批判；由批判邓拓、吴晗进到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问题。宝鸡中学、长寿中学、宝鸡商业学校、凤县中学、麟游中学纷纷写大字报、批判文章、登台讲演、声讨、批判，揪出了一批“牛鬼蛇神”。宝鸡地委党校、地区物资局、农机公司、专署机关等单位揭发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千阳县的“革命小将”和在该县参加社教的西北工业大学学生起来造县委、地委、省委和西北局“走资派”的反。宝鸡县虢镇中学、眉县中学等单位的“革命小将”也对本校“走资派”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宝鸡中学贴出大字报3000多张，揭发个别语文教师的“资产阶级教学观点”；长寿中学集中火力批判“学者”、“权威”。长寿中学、宝鸡中学、金台民办中学出现了给教师戴高帽子，在教师床上、桌子上贴大字报的现象。宝鸡商业学校大字报开始上街。截（止）[至]7月5日，全区共贴出揭发各种问题的大字报552万多份，提出问题145377条，揪出所谓有严重问题的“黑帮”8人，其中中等学校校长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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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地委转发了[地委]宣传部《关于搞好完全中学文化大革命意见的报告》，指出完全中学是各县（市）“文化大革命”的重点部门之一，要求县委必须加强领导，把完全中学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8月1日，地委在《专区党政群机关和文教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的安排意见》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主要解决敌我矛盾，斗争的锋芒应对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权威”，特别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9日至11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和西北局、省委会议精神，检查部署“文化大革命”工作，决定立即撤销派驻机关、学校的工作组。工作组撤销后，就地学习《十六条》，总结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工作中有缺点错误，群众要求检查的，要公开向群众检讨。

    全区各县（市）于7月下旬开始举办的中小学教职人员“文化大革命”集训会，原定50天左右，后延长至9月下旬结束。县（市）“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抽调干部进驻教师集训会，各校还选派了学生“积极分子”参加集训会，揭发教师中的问题。全区有974名教师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占教师总数的9.6%。给戴上“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不少教师被开除公职实行“专政”，7人被迫害致死。贯彻中央这两个文件，标志着全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二、“红卫兵”造反和“踢开党委闹革命”
    1966年8月10日，地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大（呜）[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迅速改变领导落后于群众和束缚群众手脚的错误（作）[做]法，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顺利进行”。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百万群众和红卫兵。中央各新闻媒介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此全区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纷纷成立红卫兵、赤卫队、红卫军组织，吸收出身好、社会背景好、历史清白的参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和主力军。这些人身着黄军装，臂带“红卫兵”、“赤卫队”的红袖章，腰束皮带，手持《毛主席语录》本，打着红卫兵旗帜，对他们认定的“封、资、修”和“牛鬼蛇神”猛烈开火。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截（止）[至]9月底，共查收封建迷信品397558件，旧书画859800册（张），枪（枝）[支]50（支）[枝]，子弹8829发，大烟（鸦片）635斤，各种证件16169件，变天（帐）[账]1638本，白洋95598个，金条192个，元宝340个，银锞3016个。到9月26日，专区党政机关和7个直属文教卫生单位的红卫兵，揭发出有“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问题的21人；金台区14个完全中学和3个中等技工学校，揪出有“严重问题”的教师35名，占教师总数的5.5%。全区11个县中有10个县的“红卫兵”开始围攻县委、县人委，向领导干部提出批评或质问；先后有15个公社领导被围斗。

    10月8日，地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地学习和宣传“十六条”的通知》，要求“造成更大的声势，形成浓厚的气氛，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0月13日至14日，地委分别召开党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10月5日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杂志]）社论，对照检查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和存在问题，特别是检查了派驻工作组“压制”群众的“错误”。提出继续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要求领导继续到中等学校去做工作，派去学校的联络员要少而精，学生不欢迎的回来，有错误的应很快向学生检讨，该处理的很快处理。不久又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前段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反动分子”的人进行平反。会后，在全区广泛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和“革命大串连”活动。红卫兵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开始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批判各级各部门领导。各地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为串连的外地红卫兵免费提供食宿及“造反”的条件。首次来宝鸡串连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北京林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矿业学院、西安外语学院等省内外各校红卫兵。宝鸡地区各校也很快“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宣传队，离校到省内外进行“革命大串连”，“经风雨、见世面”，“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地委还成立了“地区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赴京参观领导小组”，使红卫兵免费进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并多次在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红卫兵串连由开始时的各类学校之间，不久便发展成为除军事机要部门以外的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起初还响应中央号召步行串连，很快又发展成为免费乘车串连。同时由学校红卫兵发展到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也趁机外出串连。串连活动一直到1967上半年才陆续停止。在红卫兵的带动下，全区城乡广泛掀起“学语录、戴像章、建语录塔、大搞红海洋、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及“早请示、晚汇报”等神化毛泽东的活动。

    8月17日，宝鸡中学300多名“红卫兵”抬着“造反有理”的巨幅标语牌，唱着革命造反歌来到宝鸡市委，贴出“锤黑帮、斩黑线”等标语。28日，宝鸡中学、斗鸡中学等校“红卫兵”排队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12月7日，宝鸡专区和市委机关造反派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在市体育场召开“向宝鸡地、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从此，红卫兵组织和各个造反派组织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踢开党委闹革命”。

三、造反派夺权和全面内乱
    1967年1月12日，所谓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波及宝鸡，宝成仪表厂“文革临委会”率先夺了厂党、政、财、文大权。1月24日，宝鸡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指挥部和宝鸡地区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总部等6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夺了宝鸡市委的权。在此后的几十天里，宝鸡全区出现了“夺权”高潮，从地、市到县、公社、大队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党政财文权力，统统被造反派掌握，使全区陷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全面内乱。公安司法机关瘫痪，正好为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和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提供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活动条件，他们打着“革命”旗帜，抢劫档案材料。1月17日，地区邮电局档案资料被抢走；7月14日，宝鸡专署公安处档案被抢走；7月29日至8月9日，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市公安局二科、经二路派出所、清姜路派出所档案材料，先后被抢走；许多县公安局、档案馆及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档案材料也先后被抢走。这种犯罪行为引起群众普遍不满，红卫兵组织也因认识不同和其利益的矛盾，发生分化和改组，展开剧烈的派性斗争。

    “大联合”和“三结合”掌权问题成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斗争的焦点。他们各自选择领导干部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力争由自己一派为核心实行“大联合”掌权。许多原来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后，不愿或不能站出来，有的刚被这一造反组织“结合”，立即又被另一派打倒。各派都从维护本派利益出发，坚持各自的观点，在全区竞相掀起揪斗“走资派”的浪潮，各级领导干部大都被加上“叛徒”、“特务”、“黑帮分子”、“反党分子”、“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挂黑牌、戴高帽、涂黑脸、戴白袖章，进行游街，施以罚站、罚跪、“喷气式”、“车轮战”等方式轮番批判，并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进行（残）[惨]无人道的迫害和人身污辱，使许多干部被致病、致残，有的甚至被致死。

    好多群众在运动初期被卷入造反，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信赖，他们并不赞成任意砸烂党政机关，不赞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行为，有的与造反组织貌合神离，有的逐步离开造反队伍，有的怀疑观望，甚至以种种形式抵制“文化大革命”，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这种所谓“联合夺权”，既脱离了党的组织，也脱离了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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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记小组录入，云横秦岭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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