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地区“文革”纪略【下篇】

八、“一打三反”
    1970年2月8日至9日，宝鸡地区革委会召开各县革委会主任、政法组、军管组、地区革委会各组及直属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3号、5号、6号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会后，地、市和各县相继成立了贯彻3、5、6号文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同时分别召开领导干部紧急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安排部署“一打三反”工作。全区抽调736名干部，抓了33个点（1个县、6个公社、12个大队、14个企事业单位）。地、市和县都集中举办学习、宣传、贯彻3、5、6号文件学习班，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在此基础上由专案组内插外调，落实定案处理，1971年底“一打三反”基本结束。据当时资料记载，全区共揭发出有各种政治问题的13485人，定案处理的11836人，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191人；落实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金额在百元以上的12463人，定案处理10842人。全区共揭发重大案件554起，其中反革命集团案62起，现行反革命案391起，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在千元以上的101起。已侦破落实反革命案92起，重点打击对象462人，退赔赃款209.4万元。全区拘捕1934人，判刑的1539人，处决101人，畏罪自杀8人，有13人潜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落实政策中，对“一打三反”中的案件又进行了复查，对其中与原定事实不符或有出入的案件重新进行了处理、纠正。

九、“批林批孔”
    1971年10月15日，中共宝鸡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国事件的5个文件，之后陆续传达到全市基层党支部和群众，并在全市开展了批林整风，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到1973年10月中旬，全区共揭发出有牵连的人和事43件，涉及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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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3月15至17日，市委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传达上级关于开展“批林批孔”的文件，分析“批林批孔”的形势，纠正对“批林批孔”的畏难情绪和不正确认识。要求学好文件、提高认识、明确意义，联系实际开展大批判，主要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和《克己复礼》等孔孟之道。

    3月20日至23日，市委召开工交、财贸系统17个单位“批林批孔”座谈会，总结汇报运动进展情况，讨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的措施。

    4月12日至15日，市委召开“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印发了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党的领导，把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引向深入》的讲话材料。5月23日，市委批转市贫协、市妇联关于农村“批林批孔”的经验，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各级群众组织的作用，搞好农村的批林批孔。

    5月28日至6月7日，市委召开“批林批孔”干部会。全市13个县区、157个县团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先后召开党委会、革委会扩大会议和“批林批孔”干部会议，分析形势，研究进一步把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

    6月14日，市委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6月27日，市委召开“批林批孔”报告会，各县区负责同志、工矿企事业单位车间主任以上干部和市级机关全（休）[体]干部参加，市委领导作了题为《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指示，贯彻好省、市会议精神，争取“批林批孔”运动的更大胜利》的讲话。

    7月24日至30日，市委召开“批林批孔”汇报会，市委、市革委会常委、各县区委及市革委会各大组、办的负责人参加，市委书记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

    10月31日至11月5日，市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又一次讨论了全市的“批林批孔”运动，要求继续把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1975年8月，江青、姚文元等歪曲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的一段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全市在“批林批孔”中又开展了对《水浒》的评论和所谓的“评法批儒”。组织群众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批判文章，召开各种形式的批判会，歌颂历史上的所谓法家人物和英雄人物，批判“投降主义”和“中国的大儒”。在批判中“联系实际，上挂下连”，进一步学习领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在全市城乡普遍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十、揭批“四人帮”
    1976年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驻市782厂、765厂、212厂等单位的职工在市区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上万名工人胸戴白花，抬着花圈举行悼念仪式。765厂工人贺志军、刘广祥发表演说，抨击江青、张春桥等篡党夺权的罪行，公开拥护邓小平。工人们的悼念活动，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市委错误（的）[地]把工人悼念周恩来活动定为“严重政治事件”，派工作组进行追查。

    10月17日，市委召开县团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华国锋同志10月7日的讲话，正式宣布了中央关于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之后，市委和县区委将这一决定分级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10月23日，市委召开宝鸡市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窜党夺权阴谋的胜利大会，全市各界10万人参加。会上，宣读了中央15号文件、16号文件，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刘邦显讲了话，工农兵代表发了言，大会给党中央发了致敬信，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各县（区）、各单位也纷纷举行庆祝活动，全市参加游行的有100多万人。

    10月30日，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宝鸡市军民声讨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有3万多人参加，市委书记刘邦显在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会后全市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窜党夺权罪行的热潮。同时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派性。

    11月4日，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深入学习中央文件，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强调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克服派性，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11月9日，市委召开市级各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把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引向纵深发展。

    从12月9日起，市委召开为时62天的常委扩大会议，市级各部门、部省市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682人参加，揭发批判了宝鸡市造反派头目单英杰、李维林等人追随“四人帮”建立帮派体系，阴谋窜党夺权的问题。1967年2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到会讲话，代表省委宣布停止单英杰、李维林、张忠印的市委常委职务，令其交待问题，接受群众揭发批判；还宣布张会奇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检查交待问题，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

    12月31日，市委要求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市委少数几个人执行“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组建帮派，损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严重错误，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1977年4月16日至22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单英杰等人的问题进行批判，决定成立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负责全市的揭批、清查、落实等工作。5月14日至23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县（区）委、市级各部门及部省市属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338人参加。会上，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单英杰等人从党的“十大”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紧跟“四人帮”，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窜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集中揭发批判了帮派体系的重要核心人物张会奇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单英杰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宝鸡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千阳县委书记等职务，进行审查。5月30日，市委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对单英杰进行了批判。6月底，市委召开全市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联系实际，重点揭发批判了张会奇的问题。与此同时，全市开展了“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的活动，肃清流毒，医治“内伤”。

    1978年10月20日至11月18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围绕“文化大革命”中宝鸡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揭摆了市委常委内部的问题和揭批“四人帮”深入不下去的问题。会议对原宝鸡地、市主要负责人和市委常委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10月23日，依法逮捕了“打、砸、抢”首恶分子单英杰、张会奇，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11月30日，市委撤销或免去了12名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委、局领导干部的党内外职务。12月15日，宝鸡市召开公捕大会，依法逮捕9名“打、砸、抢”首恶分子。

    到1979年5月底，全市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基本结束。查清了同“四人帮”及其死党有牵连的人和事及139起“打、砸、抢”重大事件。清查出“打、砸、抢”骨干分子346名，对其中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绳之以法，粉碎了以单英杰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摧毁了“四人帮”在宝鸡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全市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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