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地区“文化大革命”纪略【上篇】

    一、发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

    此时，中国共产党安康专区委员会（简称地委，下同）、安康专员公署（简称专署，下同）及各县中共县委、县人委（政府，下同）的主要负责人，正集中在石泉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25日，地委召开第二十六次常委会议，学习“五一六通知”。5月30日，地委第二十七次常委会议继续学习。会后，专署召开干部大会，声讨所谓“三家村”（即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负责人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合作撰写的《三家村札记》，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继之逐级传达中央通知，发动群众参加运动，号召采用大、小字报等形式批判，并要上挂下联，揭发批判本地区、本单位的“黑线人物”。

    5月31日，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社，6月2日人民日报社就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全国许多地方的学生受此煽动。在安康专区一些中等学校学生首先起来“造反”，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受到大字报围攻和点名批判，专、县一些文化单位也全面开展对“文艺黑线”的批判，一时间教学秩序大乱，领导干部及艺术骨干遭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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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地委召开第二十八次常委会议，决定6月5日召开全区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进一步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7日，地委召开第二十九次常委会议，决定：①向安中、安师、农校、秦剧团、报社等五个单位派驻工作组，试图对出现的混乱局面加以约束，保持党组织对这些单位运动的领导；②学校暑假期间，由各县把初中、完小、普小教师集中起来开展运动，高中停止上语文、政治、历史三门课，搞半日制。同时，地委和各县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负责对运动的指导、协调。工作组进驻的单位，虽然对制止乱揪乱斗起了一些作用，但混乱局面仍在继续发展。

    7月下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和中共安康地委第二十九次常委会议的决定，全区各县以县为单位举办暑期教师学习会，以清理阶级队伍，纯洁教育组织。全专区参加集训的中小学教师四千五百多人，加上工作组成员共六千余人。在“左”的错误指导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煽动下，许多教师遭受大小字报围攻，大小会批斗，站板凳，戴高帽，抹黑脸，挂黑牌，剃“黑线头”，拳打脚踢“触灵魂”，人格受到侮辱，有的在极度紧张、恐怖和备受摧残的情况下自杀身亡。

    暑期教师学习会于10月下旬结束。据安康、石泉、紫阳、平利、岚皋等县统计，有名望、有才干的教师60%～70%遭到揪斗。全区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的教师共636人，受到错误批判处理，造成了严重后果。

    二、“红卫兵运动”、破“四旧”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规定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式，进行揭露和批判。接着，毛泽东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自上而下地掀起“红卫兵”运动。

    8月9日，中共安康地委召开第四十次常委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派出的工作组停止活动，对群众的行动不再表态，对批判、挨打要有思想准备。同时决定，地委领导运动，专署领导生产。

    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各地百万“红卫兵”，专区和各县四百余名红卫兵代表赴北京接受检阅。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口号。在这种口号鼓动下，从8月开始，安康专区和各县26所中学“停课闹革命”，不久，小学也全部停课。

    这时，地委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把文化大革命纳入正常轨道，但不仅未能见效，反而大批判和造反浪潮不断升温，以致于把造反矛头直接指向了专、县党政领导，使许多领导干部很不理解，陷入迷惘。

    8月23日，安康专区、安康县人委和城关镇联合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会后，按“十六条”精神，各机关、单位、学校，迅速成立了以党组织主要成员为核心的“文革筹委会”，同时，先在全区各级各类学校中普遍发展起“红卫兵”组织（即后来称之为官办的“红卫兵”组织）。嗣后不久，专区和各县又仿照北京的作法，把“红卫兵”运动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农村、厂矿企业。

    此时，由于受“血统论”影响，学生中以家庭经济成份划分出所谓“红五类”、“黑七类”，是“红五类”者才有资格加入“红卫兵”，而凡是属于“黑七类”者，应当靠边站。从而在学生中又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和混乱。

    与此同时，“红卫兵”到处串连、造反。在林彪“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讲话后，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并迅速传遍全国，波及安康专区。“红卫兵”以好斗的姿态，在机关、商店、公共场所，甚至居民家中，不分青红皂白地大破“四旧”。一时间，全区从城镇到农村，数以万计的家庭被查抄，大批珍贵文物、玉器、书画、碑石等被砸毁、焚烧，乃至劫掠，不知所终。位于安康、岚皋、紫阳境内的双溪寺、香溪洞、笔架山、擂鼓台等多处寺庙、人文景观和雕塑被捣毁，无人敢禁。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安康师范退休教师陈兆枢，家中所有藏书及文稿被抄掠无存，本人也惨遭摧残，含冤而死。已故原安康县政协副主席李振滋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姚宜民的坟被抄、碑被砸。石泉县政协副主席、省第三届人大代表陈继先，平利县爱国人士、副县长范幼文等，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北京大学“红卫兵”赶走工作组的消息传到安康，各中等学校的“造反派”大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工作组，因此，地委和各县县委所派驻各学校和文化单位的工作组都被称作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反复做检查、接受批判后全部撤销。接着，安康农校学生揪出校长黄守中和专署农业局局长、老红军薛子云游街，并到地委、专署“造反”，开了安康专区揪斗所谓“走资派”游街的先例。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使学生自发进行的大串联活动，正式由中央做了肯定。同日，安康专署、安康县和城关镇一千两百多名干部、群众在安康电影院召开声讨大会，批判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陕西省、安康专区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地委机关开始受到冲击。

    9月12日，专署召开“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最后一次行政会议，专题讨论了专区各中等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要求解决的经费问题。主要是随着全国开始的学生大串联，本地专、县各中学“红卫兵”纷纷成立战斗队赴北京等地串联“取经”，外地学生到本地串联“传经”。为适应运动形势，地委和各县都设立起“文革接待站”，解决学生的吃住和交通费用等问题。

    三、“大串联”、“红海洋”

    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开始，本地一批又一批中学生“红卫兵”，先是徒步，后是乘车船赴北京等地串联。外地的一些大中专学校的“造反派”也开始到安康各县串联。9月中旬，首先是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南下造反团”来安康煽风点火，他们与本地“红卫兵”一起，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县党政领导机关。一时间，地委、专署所在地的安康城区，大、小字报和大幅标语铺天盖地，市面纸张脱销，“造反”吼声甚嚣尘上，火药味日渐浓烈。

    9月15日，安康师范学校外出串联的一批学生，在西安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誓师大会”，回校后成立“红旗战斗队”及“东方红红卫兵”，以区别文革筹委会“官办的红五类红卫兵”。由于大规模串联活动的开展，学生与学生、群众与群众开始互相碰撞，从安康城区到各个县城所在地出现了围绕谁是“革命派”、谁是“保皇派”的面对面的辩论，互相指责，昼夜不休，在成千上万人辩论中，“造反派”以观点的异同开始分化与组合，显露出了两派对立的苗头。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造反派”勒令地、县领导，限期使各个县城、街道“语录化”，用黄底红字或红底黄字，把墙壁、门板都写上毛泽东语录，凡要道十字街口，都要竖起巨幅语录牌，以造成“红色海洋”，“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在“造反派”的压力下，9月27日，地委领导传达：“省委提出要过一个干干净净的国庆节，发动各机关、单位、商店等，把原来的大字报刷掉，写上《毛主席语录》。”这样，在几天之内，安康及各个县城很快形成了“红色海洋”。与此同时，安康师范“东方红红卫兵”勒令地委，凡开会发言、起草公文、书写便条、来往书信等，均需“带着问题”引用《毛主席语录》。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时尚。

    四、对立的两派造反组织形成

    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林彪依仗毛泽东的威望，指名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安康城内很快贴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大幅标语。10月15日，地委门口出现了“炮轰安康地委”的巨幅标语和“炮打安康地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59张大字报，紧接着“造反派”将地委领导揪出机关大门外，并架起高音喇叭，令其回答问题达两小时。11月5日，安康县城区街道首次出现“刘少奇是修正主义头子”的大幅标语，后来又出现“刘澜涛（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大叛徒”的大字报。

    13日，安康各中等学校“造反派”成立“安康专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争锋相对于9月份成立的“安康专区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各自下属若干个“战斗队”，首先组成了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相对立的两大“造反”组织。

    此时，全区主要城镇从大街小巷到许多居民家庭，仍然就某个“事件”或对某个领导的态度问题，围绕“革”与“保”的问题昼夜辩论、指责和谩骂，致使一些同志、朋友，甚至亲属之间因辩论反目成仇。人们完全卷进了混乱的漩涡。

    12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决定在农村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学生即纷纷去农村串联，“造反”之风迅速波及全区农村。26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工厂的“造反”组织也纷纷成立。

    1967年1月1日，“安康专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指挥部”（即后来的“工总司”）成立并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出现了“造反派”争相游行示威之风。

    此时，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乱揪乱斗地、县领导干部，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且一浪高过一浪。地委、专署及各县县委、县人委机关干部也纷纷起来“造反”（时称“后院起火”），并轮番揪斗、批判“当权派”。与此同时，“造反派”之间既互相指责、谩骂，又不停地显示自己比对方更“革命”，因而更凶狠地批斗“走资派”。

    1967年春，在所谓过“革命化春节”口号下，安康专署“造反派”于农历腊月三十（三秦记注：即1967年2月8日）清晨，把专署及各委、办、局“当权派”集中在机关大门外，并给每人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糊涂浆子官”等所谓“罪名”，令其逐个报出“罪名”和姓名，在大庭广众中“亮相”，进行批判和人身攻击、侮辱。接着，地委的“造反派”亦照此办法和“当权派”搞所谓的“拼刺刀”。同时，在社会上，不同观点的“造反派”之间，从互相口头指责逐步发展到围斗、殴打、绑架、抄家，凡发生打砸抢事件，便指控是“走资派”幕后指挥，“要求惩办凶手”，“勒令解散××组织”、“××组织滚出山城”之类的标语、传单席卷各个城镇。

    至此，专区及各县党政领导一律“靠边站”，任“造反派”处置一切，“进驻”、“接管”均成为“革命行动”，报社、广播站、邮电局、电厂、水厂等重要部门、企业，均在“接管”之列。同时，农村的围斗事件也不断发生。总之，全区城乡只有一件大事在干，就是“造反”，只有一首歌在唱，就是“造反有理”，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就是接受批斗。

    8月7日，国家公安部长谢富治为了迎合林彪、江青等人，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主张，全国公安、检察、法院等专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无法履行正常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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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记小组录入，组员李川复核。复核过程中对文中不符合有关语言文字的国家标准及新编地方志书行文规范之处进行了技术性修改，但未对本志所认定的史实进行修正。另，为便于网络阅读，对原文进行了重新分段处理，版式略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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