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地区“文化大革命”纪略【下篇】

    九、专、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8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呈报《关于成立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于9月3日予以批准。9月6日，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并在安康县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原地委、专署和地方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一切权力，统由专区革命委员会取代。在革委会下设办事组、生产组、政工组、政法组，办理日常工作。

    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由124名委员组成。其中：群众代表74名，占59.7%；军队代表16名，占13%；地方领导干部代表22人，占17.7%；其他12名，占9.6%。常委会由41人组成，其中军队代表9人；干部代表8人；群众组织代表24人。革委会主任魏新民（军队干部），副主任16人（军队4人，干部3人，群众组织代表8人，暂缺1人）。分别是：军队代表韩九和、耿福昌、张文彬、王新芦；干部代表刘涛、孔芳修、张玉轩；群众代表有焦建国、黄必智、邓金尧、王星五、杨汉义、张文元、王福生、阎敬勇，使一批靠“造反”起家、靠武斗发迹的“造反派”头头进入专区革委会及其领导机关。此后，随着“三支两军”人员的撤离，干部政策的落实，一批地方领导干部重新工作，专区革委会领导机构中的地方领导干部比例逐渐上升。

    9月18～19日，安康专区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中央“七三”、“七廿四”布告和促进县以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问题。会议认为：“两个布告”的贯彻，停止了武斗，上交了大批武器，拆除了武斗工事，解散了专业武斗队；交通、邮电基本恢复；到1968年9月8日，全区10个县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会议要求继续贯彻“两个布告”精神，在国庆节之前，各级革委会要全部成立起来。到10月31日统计，共收缴各类枪支7682枝、各种炮188门、各类子弹231456发、炮弹2064发、手榴弹64368枚、炸药2745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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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0月1日，根据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改为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

    十、“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

    安康专区革委会成立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即所谓“斗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专区革委会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上，按照中央和省革委会的部署，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提出要彻底解开专、县、区、社机关所谓“阶级斗争的盖子”。

    1968年10月，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将原地委、专署各部门和公、检、法机关以及部分事业单位干部职工800余人集中到安康县恒口蚕种场，成立“五七干校”，在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进行“斗、批、改”。

    运动开始，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段受过冲击的各种人，又被重新“清理”，而且问题越清越多，越清越大。“清队”中把原地委、专署党政系统的大批干部打成“特务”、“叛徒”、“走资派”、“反革命”，列为“专政对象”。同时，各县也都以县为单位举办“三原”（原县委、县人大、县公检法）学习班。全区在“清队”和“斗、批、改”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有的干部被开除公职，有的被迫害致死。

    其中比较大的案件，有白河县1969年“清队”挖出的所谓“两点一线”、“二套黑班子”、“地下工作组”、“颠覆红色政权”、“反革命翻案妖风”等五个“反革命集团”和所谓“九种人”，共涉及573人，其中国家干部306人。

    岚皋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清理国民党反动组织时，采取逼供、指供、诱供等手段，大搞系统化、扩大化，挖出的所谓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骨干”800多人，汇编成册，上报省、地机关，下发全县各公社，号召群众深挖猛批。其中有本县和在外地工作的国家干部职工150多人，因此而受到开除、清洗、关押和戴“反革命”帽子的就有105人。

    旬阳县在“文化大革命”中认定的“反革命集团案”有52起之多，受牵连而致死的有关人员共33人。

    安康县革委会举办的“三原”学习班，名为“斗私批修”，实则整干部，为“纯洁组织”扫清道路，搞逼供信，采取“上挂下联”、“打活靶子”、“轮番轰炸”等手段整顿领导干部和“有问题”的一般干部。用抓“三条线”（叛徒线、特务线、反革命组织线）的办法，清出所谓“叛徒”398人、“特务组织”35个、“特务外围组织”7个、“特务分子”1486人。

    到1969年3月，县委各单位挖出67个“反革命组织”，一时间“敌人”如麻，人人自危。据1969年底统计，全区被揪斗人数超过1.1万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8500余人，其“狠狠打击”的程度可见一斑。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空前规模的造神运动。林彪为攀登权力高峰，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全区城乡，特别在“五七干校”和各种学习班内，把人们的神经绷得紧而又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宗教蒙昧境地。“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贴忠字花”等活动，形同宗教仪式。如跳“忠字舞”，人人必参加，否则会被斥为态度问题，有的老同志尽管动作迟钝，也要跟着跳，结果体形动作千奇百怪，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4月，在全国“迎九大”期间，本区城乡的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人们开会、办事、吃饭、睡觉，工人上班、农民下地都要带《毛主席语录》本、唱“语录歌”，以形成“家家升起红太阳，处处设立宝书台”。在花样翻新的造神运动忠，言行稍有不慎就受惩罚，全区城乡因此都程度不同地制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在后来的拨乱反正忠均得到平反。

    十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当时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重大政治意义的新生事物。

    从1969年1月开始，安康专区各中学六六、六七、六八届毕业生，绝大部分走向上山下乡的道路。甚至还有很多非应届毕业生，有的还是少年的初中学生，也执拗地违背家长意愿，不惜与家庭决裂，背上行装去“上山下乡”。其具体形式，大部分为集体到农村生产队插队锻炼，称“插队青年”；也有本乡本土的学生回到自己所在生产队劳动锻炼，称“返乡青年”。

    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几年中，全区城镇中学共有23.4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虽然经受了锻炼，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培养的断层。到1970年代末，这些知青绝大部分都按照国家有关政策，陆续返城安排了工作

    与此同时，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的指示（时称“五七指示”），全专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

    从1969年底开始，专区及各县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1655人被下放到农村生产队当农民，有少数人仍留在“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和体验，但是长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些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在毛泽东“五七指示”实施中，虽强调老弱病残者除外，而实际上下放劳动时，年逾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各种慢性疾病的体弱人员，几乎一个没有留下。

    此期间，按照中央推广甘肃惠宁居民下放的经验，大批城市妇女和无固定收入的居民，在知青、干部下放劳动的“启示”下，提出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纷纷被整家整户地下放农村插队或迁回农村原籍。几年中，专区各县到农村落户城镇居民2669户、15129人。

    事实证明，这种“左”的做法，造成了很多后遗症，多数居民在农村无法从事生产和安排生活，困难重重，不久又都纷纷迁回城内。

    十二、“一打三反”、“批林批孔”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随后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由于运动同样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进行的，也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安康县在“一打三反”中，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竟然违背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判处起义人员雷云棋（原国民党安康自卫团副团长，起义后曾任安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专署建设科科长，[是]陕西省第三届人大代表）死刑，把起义说成混进革命阵营，把“造反派”逼他交出的健身剑、望远镜，说成是武斗工具，说他支持武斗，以“武斗黑手”的罪名被冤杀。与雷云棋同时被错杀的有张开印（原安康专署未到职专员，解放后，省上作为统战人士安排到安康专区任航管局副局长、安康县政协常委）。雷云棋冤案由安康县人民法院于1979年12月27日宣布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昭雪。张开印亦于当年平反昭雪。

    与此同时，在“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过程中，从4月份，由军宣队、工宣队主持，在安康张滩中学举办武斗中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居民房屋的狂轰滥炸事件学习班和纵火烧房人员学习班。无论地、县单位，凡与上述事件有牵连的人，均必须参加，一边学习，一边讲清楚。其目的主要是把事件查清，把主要责任者查清，把损失查清。同时，对武斗中的杀人案件，成立专案组查清，在此基础上，依法惩办了一大批确有打、砸、抢、烧、杀罪行的犯罪分子和武斗狂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纠正“左”的错误。10月中旬，全区首先层层向全体党员传达中央关于林彪仓皇出逃、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文件。随之，地区革委会按照中央部署，结合批林整风，决定全区派出2174名脱产干部和2364名农村积极分子，进驻15%的后进社、队帮助整顿，开展“三批一清”运动（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清除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坏人）。1972年2月19日至3月11日，中共安康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开展“批林整风”会议，在批判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基础上，对照毛泽东“三要三不要”（即：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然而，1974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批林批孔”运动大反所谓“复辟回潮”的煽动下，3月13日，在地委召开的“批林批孔”会议上，进入地区革委会班子中的造反派头头，乘机攻击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要求为其“平反”，伸手要官要权。地委迫于内外压力，于7月24～31日，再次召开“批林批孔”会议，提出落实所谓“文革积极分子政策”，对处理过的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中犯有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的“造反派”头头又重新安排了领导职务，有的还委以重任，再次造成各级领导班子严重不纯。

    1975年，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被“文化大革命”搅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正确方针，从实际工作中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同江青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在这期间，中共安康地委重点抓了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工作，对那些长期闹派性和“懒、散、软”的班子，屡教不改的干部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调整；同时，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全区形势初有好转，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开始回升。

    十三、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人民无限悲痛，但江青反革命集团百般阻挠，不让正式举行悼念活动。而全地区人民群众仍自发通过各种方式，如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等，表达对周恩来的哀悼之情。此时，“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一再兴风作浪，妄图借机篡夺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权力。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毛泽东“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到3月以后，传达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于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思想不通，实际上未能开展起来。

    4月5日，北京发生天安门广场事件，这是人民群众反抗“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天安门广场事件在全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出现了人民群众反抗“四人帮”的行动，然而，少数“造反派”头头却与“四人帮”遥相呼应，在社会上造出了“不解决造反派的入党问题，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就是要做官”等奇谈怪论。

    8月，按照中央要求，继续安排大批判，其主要指向是批所谓“三株大毒草”，即邓小平1975年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案）等三个文件。由于人们看不出“毒”在什么地方，批判始终开展不起来。

    9月，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的几个“造反派”头头借召开地区革委会第十五次全会之机，攻击地委“打击新生力量”，提出要“掌实权”，“进地委常委班子”，妄图篡夺地委领导权。对此，地委大多数领导成员进行了坚决抵制，使这些人的企图未能得逞。

    直到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从而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

    1977年6月7～14日，中共安康地委在宁陕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地清算“文化大革命”帮派活动，对地直单位参与帮派活动的30余人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会后，全区各县根据不同情况，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点事、重点人的问题进行了清查。通过清查，全区从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共清理出150多名帮派活动严重和犯有打砸抢罪行的干部。

    1979年春，中共安康地委和各级党委开始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努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对“文化大革命”中3000多件冤假错案进行了认真复查和平反，恢复了157人的党籍和1418人的公职，妥善处理了被迫害致死的114人的善后问题。同时，还落实了党的统战、宗教、工商业和知识分子政策。从此，安康地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全区经济建设出现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过程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篡党夺权干了大量坏事，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破坏。然而，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多年受党教育和优良传统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的兴衰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和工作，并以各种形式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和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在这十年中，安康地区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工业生产方面，建成了一批以电力、丝绸、燃料、制茶等为主体的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发展地方工业的基础；在交通方面，从1970年起，每年投入数十万民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和铁路工程局，参加修建阳（阳平关）安（安康）、襄（襄樊）渝（重庆）铁路。两条铁路先后于1971年和1972年建成通车，分别通过安康地区102.5公里和264公里，大大改善了全区交通面貌；在农业生产方面，每年有数十万农村劳动力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成了一批基本农田和水利工程，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粮食总产在上下波动中有一定程度增长。“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但是，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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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记小组录入，组员李川复核。复核过程中对文中不符合有关语言文字的国家标准及新编地方志书行文规范之处进行了技术性修改，但未对本志所认定的史实进行修正。另，为便于网络阅读，对原文进行了重新分段处理，版式略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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