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十年（722），韦述写成《两京新记》五卷，成为详细记述隋唐长安与洛阳的重要著作，为历代研究隋唐两京者所重视。然而，北宋史家宋敏求在借鉴《两京新记》的基础上写成内容更为丰瞻的《长安志》、《河南志》两书后，《两京新记》便日趋湮没。现在，只剩下了保留卷三部分内容的节略本残卷还存于日本，全书已不可复观。清嘉庆（1796～1820）以后，随着残卷的回流，引发了对《两京新记》的研究与利用，而这一重要典籍的辑佚也便势在必行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曹元忠作了辑本，收入《南菁札记》。1950年，日本专事隋唐两京研究的学者平冈武夫在曹元忠辑本的基础上又作了再辑，称《两京新记续拾》，收在他的《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篇》。最近，则又有辛德勇先生的新辑本《两京新记辑校》于2006年1月由三秦出版社作为“长安史迹丛刊”之一种出版，辛辑本在曹元忠、平冈武夫两家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新的佚文。
笔者在阅读《建康实录》过程中，发现其注中尚有未被大家认识到的《两京新记》佚文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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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记》：
光福坊大兴寺殿内有□□□金像，历宋、齐、梁、陈，数有奇异。陈国亡，忽面自西向，虽止之还尔。隋文帝载入于大内中供养，后移置此寺。寺众以殿大像小，不可当阳，置之于北面。明日，乃自转正，寺众咸惊，复置北面，明日还复转南面，众乃忏谢，不复更动。又靖安之崇敬寺有石像一躯，高五尺，制作粗恶，甚有灵验。传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其女貌丑，尝自慨恨，多作佛像，及成皆类，如此千数。乃至诚祈祷，忽感佛现形，更造诸像，相好方具，其父使鬼神遍散诸像于天下，此石像是其一也①。
①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七，张忱石点校，第67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东京记》：
皇城西南洛水北有分穀渠，北隋朝有龙天王祠。俗传梁武帝郄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册命，因忿怼，乃投殿庭井中。众赴井救之，已化毒龙，烟焰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叹久之，乃册为龙天王，使井上立祠，朱粉涂饰，加以杂宝，每有所御，必厚祭之，巡直洒埽。自梁历陈，享祀不绝。陈灭，乃迁其祠于京城道德寺。大业初，又移于此地，置祠。祠内有星辰日月、阎罗司命、五岳四渎大龙神像。蒋州沙门法济尝住祠中，以事龙天王神。济有二竖子，一善吹笙，一善方响，每日以朝暮作乐。济为神所感，着衣鼓舞而不自觉。今向北，即上阳宫也②。
②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八，张忱石点校，第71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按《两京新记》在流传过程中名称并不十分固定，除称《两京新记》外，还称《两京记》、《西京记》、《东京记》等等，《建康实录》所引《西京记》与《东京记》实即《两京新记》。《建康实录》所引《西京记》的一处实际是广福坊、靖安坊下的两段文字，这两段文字还分别为北宋初期成书的《太平御览》所引，已为《两京新记辑校》辑入，但文字略有差异。通常认为《建康实录》大约成书于肃宗至德元年（756），去《两京新记》成书甚近，自有其特殊的价值。比如所引《西京记缺三字处，《太平御览》所引作“阿育”二字，若依三字补作“阿育王”则是更恰当的。而《建康实录》所引《东京记》的一条则未见他书称引，辑佚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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