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方志得到较大的发展，各省、府、州、县普修志书，正如张邦政在万历《满城县志·序》中所说：“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在陕西，以被称为“尚简派”代表作的康海之《武功县志》、韩邦靖之《朝邑县志》影响最大。
一
康海（1475～1504），字德涵，号对山，陕西武功县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后罢官归里居家三十年从事著述。所纂修之《武功县志》刊行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全书共三卷，分为七篇，一地理，二建置，三祠祀，四田赋，五官师，六人物，七选举。有称此志“简而有体，质而弥文，辞直而事核”[1]。清代方志学大家章学诚在《书〈武功志〉后》[一文中]对康海《武功县志》评价甚低，除在全文末尾认为“惟官师志褒贬并施，尚为直道不泯，稍出于流俗耳”，其余皆认为不妥。指出“夫康氏以两万许言，成书三卷，作一县志，自以为高简矣。今观其书，芜秽特甚”，“盖缘不知史家法度、文章体裁也”。
章氏所谓的“史家法度”，即“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2]。认为马《史》、班《书》以及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应是史籍的楷模，其体例章法应是史家法度，一切历史撰述都应该按照规定的体例为规矩方圆。同时，“志属信史”[3]，“志乃史体”[4]，“（部）[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5]，一言以蔽之，志就是史，志与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修志必定要像撰修史书一样讲求“史家法度”。章学诚明确指出：“志乃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6]。在章氏看来，方志从体例、章法到文辞，都应仿照马《史》、班《书》纂修。
首先，志书作为一种记载广泛的资料性著述，编修时应“期明事实，非尚文辞”，“苟于事理无关，例不滥收诗赋”。在《武功县志》之《地理》、《建置》、《祠祀》、《官师》四个部类中都耗费大量篇幅记述诗赋，两万余言的志书，粗略计算竟有逾五千字的诗文，占全志四分之一。同时在收录诗文时，不是按照章学诚在《艺文考》中“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的要求，而是将大量文赋穿插入志书各部分中。例如，在《官师志》中，宋（强）[张及]“慕姚武功之为人，于是刻姚武功（现）[县]居[诸诗]四十余首于石”，单此一项竟有诗文两千余字①。“康氏于名胜古迹，猥登无用诗文，其与俗下修志以文选之例为艺文者，相去有几？”[7]而作为正史的马《史》、班《书》都未创收录诗赋之例。班《书》虽有《艺文志》，但仅具篇目，未著原文。康海之《武功县志》耗数千字芜杂诗文，当简而未简，不但打断了志书记述的连续性，而且使志书显得凌乱，毫无章法，直是“卷轶繁芜，殊乖雅正。”[8]其次，康氏之《武功县志》于滥收诗赋的同时亦不乏夸饰附会之弊。在记述古迹太白祠时，竟将李白《登太白峰》一诗录于其下，而实际上，太白峰并不在武功县；杜甫《自京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一诗，也根本与武功无关，但亦被收入。无怪乎纪昀对此批评说：“一夸饰，古迹人物辗转附会；一攀附，而琐屑之事迹，痈沓之诗文，相连而登。”[9]再次，对人物传的写法，章学诚的原则是“编年文字简严，传人审其未究，或则述事，或则书人，为用所宜，不敢之于一也”，明确提出“方志不当僭列帝王”, “夫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严名分也。历代帝王、后妃，史尊纪传，不借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说可也。列帝王于人物，载后妃于列女，非惟名分混淆，切思王者天下为家，于一县（弧）[乎]何有？”[10]章氏所论之“严名分”是马《史》、班《书》记人的重要准则，也是当时撰史的一条重要法度，但是康氏之《武功县志》在《人物》篇中不但列有后稷、文王和唐高祖、唐太宗等帝王，还记述了姜嫄、太姜等后妃，僭越当时社会等级森严的“严名分”原则。
① 三秦记注：作者此处叙述有误。姚合“诗文两千余字”实系于姚合本人条下，而非张及条下。
章氏以当时的标准和自己的观点评介康氏之《武功县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于今天看来也未必完全正确。起码《武功县志》保存了一定的历史资料，如实记载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对于当时和后世是有益的，对这些我们应予以肯定。
康海之《武功县志》中一段关于当时当地民情风俗的记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可供后世参考的史料。“风俗与时推移，系诸习尚，自于所闻见，今已数变矣，其可以定论哉？成化时人重使气，不肯顺理，豪杰者至于把持治吏，乡人皆相推畏高之，或至武断于乡，今既有冕者，不敢正目下吏矣。……弘治时，习俗善飨，无丰俭之节，日日击鼓聚会，靡有厌饫。少年得分银尺布，则弗计蔬撰，攀酒弹弦，不避长老，时节游街，男女率冶容妖服，沾沾自见。……送死奢靡，拟诸王侯，婿奠妇翁，至于倾产，……今或不能供赋役，葺田庐矣。”这段文字，不仅生动具体地记述了明弘治年间武功县的社会风尚，而且从“日日击鼓聚会”、“男女率冶容妖服”的盛况到连赋役都不能正常交纳的情况来看，这一地区从弘治到正德年间，社会经济已经在逐步衰败，其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以不合“史家法度”为由，斥康氏之《武功县志》“芜秽特甚”和“迂谬无理”，也是不全面、公允的。
康氏之《武功县志》秉承志书考证谬误、秉笔直书的原则，不但在记述中考证了前志和前人的谬误，而且记载人物褒贬并用，称道后世。志书《地理志》一目对郑渔仲记述之文字“漆水县东门外水，今谬为武水者也”加以考证，认为“安有歧津之水越泾而动，再至富平始入渭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历来方志记载人物皆“有美无刺，隐恶扬善”, “恶者不录”，而康氏之《武功县志》在《官师志》一目中，一改“隐恶扬善”的旧例，臧否人物，“褒贬并施，尚为直道不泯，稍出于流俗耳”。例如，在记载严祀、苏孝等人时，用“简”、“诚”、“廉”、“谨”等褒义的文字；而在记载酷吏张进、张仪时，则称其“刻薄狡险、善虐其民，取之极骨髓。”民国时余绍宋《重修浙江通志稿体例纲要》称赞曰：“方志于官师褒贬并施者，则明康海之《武功县志》首开其例。”而《田赋志》以不及千言之文字，力陈当时的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记有具体时间、具体数据，记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寓是非爱恨于文字之中，真正达到了秉笔直书、以鉴后人的目的。
二
韩邦靖（1488～1523) ，字汝庆，号五泉，朝邑县人，明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官工部主事，武宗时曾因上言进谏被下（召）[诏]入狱，夺职为民。明世宗（嘉靖皇帝）即位，起用他为山西左参议，分守大同。后为饥民请粮上疏未果，辞官归里，军民夹道相送，抵家病卒，年仅36岁。《朝邑县志》共两卷，分为七篇，一总志，二风俗，三物产，四田赋，五名宦，六人物，七杂记。全志“总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者。”[11]章学诚在《书〈朝邑志〉后》中，对韩氏之《朝邑县志》的评价虽略高于康氏之《武功县志》，称“余于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为稍优”，但仍斥其“不可以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于六朝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章氏如此低评《朝邑县志》，主要是认为此志“强分门类”，结构散乱，体裁不合史家正例。
章学诚十分重视方志的体裁结构，提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徵]。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在仿纪传正史之体作成的“志”中，又有“四体”，即“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12]。“三书”、“四体”就是章学诚遵循“古人遗意”、依据“史家正例”、仿照“正史之体”为方志规划的一整套体例结构。这一体例结构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正史的传统，使志书在结构上避免布局散乱、门类混杂、次序颠倒的缺陷，从而力矫时弊。但是韩氏之《朝邑县志》的体例结构却全然不是这样，他既未将全书分为“志”、“掌故”、“文（征）[徵]”三大部类，又没有在“志”中再分为“外纪”、“年谱”、“考”、“传”四体，而只是按照事物性质，列全书为《风俗》、《物产》、《田赋》等七篇。这一结构于章氏而言，当然是“强分门类”, 不合“史家正例”的。
方志作为一种资料性著述，贵在以严谨真实、全面准确著称，但是韩氏之《朝邑县志》以文才涣然称颂，于考证史料方面有明显不足。
首先，方志的为郡邑之史，志书编修须据事直言，对传闻、野史的记载应慎重考订，不能道听途说。此志《人物志》一目中“程济从建文事”, “滥采野史，不考事实”[13]，违背了“志属信史”的原则。
其次，旧时方志在记录人物时要求直书人名，临文不讳。《新昌县志·凡例》中指出，“凡先达皆直书其姓名，窃取于临文不讳之义也”；又《嘉靖浦江志略·义例》第六条亦规定：“人必书名，盖以尚质以传久也”。韩氏此志之《人物志》一目中，记载韩氏父亲之事不直录姓名，只称“韩家君名”，使“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记载列女时首录“韩太宜人张氏”，这样的记录只能表明“韩太宜人张氏”“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这样“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的记载缺乏实录，于后世而言不得不称其为一谬也。
再次，韩氏一志记述失之太简，《人物》之中记载“李济、樊冕、萧斌、刘让、上志、韩家君名、马骤、王丞、房楦、韩邦奇、韩邦靖、牛斗、王朝俱登进士。韩家君名至福建按察司副使”。这样的记述，最多只能使人知道朝邑县曾经出过多少进士。就以韩邦靖兄弟而言，若不是《明史》记载，单看此志也不知道其登进士年代为何。这样的志书又有何价值呢？这样的“简”又有何可称颂之处呢？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单以“三书”、“四体”的体例结构批评韩氏之《朝邑县志》，不免有失偏颇。此志“其人物，说高翔、程济及列女刘氏事，婉乎若睹其人，真足以廉顽而立懦，不可为无笔力耳。《杂记》一篇，又多政事，利害所关，以予后之为朝邑者何惑焉？”除此而外，“其余五篇，事虽不异他志，而纪例亦自殊，称为简确之编信矣。”封建时代奉为撰史准则的“史家法度”，有些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了，不必过于拘泥，陷于泥古之弊中。此志还为我们保存了很多当时社会的历史状况，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是应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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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海：《武功县志》，《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2] 章学诚：《〈和州志〉志隅自叙》，《章氏遗书》外编，卷一六
[3] 章学诚：《修志十议》，《章氏遗书》卷一五，方志略例二
[4] 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章氏遗书》卷一五，方志略例二
[5] 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章氏遗书》卷一四，方志略例一
[6] 章学诚：《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章氏遗书》卷一四，方志略例一
[7][10] 章学诚：《书＜武功县志＞后》，《章氏遗书》卷一四，方志略例一
[8] 谢启昆：嘉庆《广西通志叙例》
[9] 纪昀：嘉庆《安阳县志序》
[11] 韩邦靖：《朝邑志》，《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12] 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章氏遗书》卷一四，方志略例一
[13] 章学诚：《书〈朝邑志〉后》，《章氏遗书》卷一四，方志略例一
（作者通讯地址：宁波大学东区166号信箱）
（三秦记小组录入，草间人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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