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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中的编志人
周伯光
看过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朱先生”这个人。但还能记得朱先生编修“滋水县志”这一情节的，可能就不多了。小说中的朱先生作为关中学派正宗思想的代表人物，不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淡泊名利，不趋炎附势；他深谙天机，能预测祸福，但绝不为歹人所利用；他说自己见了兵戎就害怕，但却敢于向恶势力抗争，甚至能带领七个“老学究”跋涉到渭河边准备上中条山去打日本鬼子——那怕“八个打死一个倭寇都划得来”；他顺应时势，以自己的德望亲赴姑婆坟说退了代表清廷反扑关中的二十万清兵……朱先生在《白鹿原》中确实是个即神秘、又真实，即超脱、又务实的封建社会旧文人形象。可就是这个完全能够在官场谋得一个肥差的饱学之士，他却说自己是“生就的雀儿头戴不起王冠”，主动请缨做了“重修本县县志”的工作。从此先生在白鹿书院组织起一个九人的县志编纂小组，自任总撰，开始了卷帙浩繁的庞大工程。他们披阅历代旧志，质疑问难，订正谬误，删繁补缺，踏访民间，工作细密而又严谨，并且都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个最适宜生存的环境和最可意的工作”。按说从此朱先生及其同仁们或伏案劳作，或谈经论道，经过若干寒暑，编出一部良志佳志来应该说不成什么问题。然而他们在修志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却是几个老学究们绝对料想不到的，实践使他们到老来才长了在旧中国要办件“正经事”有多么艰难的见识。虽说滋水县志最终总算编成付梓了，但它的“难产”近乎是朱先生人生一场悲怆的壮举，使人看后掩卷默然。小说《白鹿原》的文学价值已有茅盾文学奖盖棺论定，无须我再置喙。但对其编修县志这一特定内容的描写，心里不能不产生一些感慨和联想。
首先不能不为作品对事物描写及人物刻画的准确生动而折服。据说陈忠实先生是教师出身，想必他一定阅读过志书但未必编过县志，但从他在小说中对修志工作及其编纂者的刻画和描写来看，简直就是个过来中人。小说对修志工作的描写，不论是叙述编纂程序、遣词用语、形容个中苦酸，无不中规中矩、活灵活现、真切生动、深刻老辣。编纂滋水县志在宏文《白鹿原》中只是笔墨很少的一个小插曲，也是作者刻画“朱先生”这个古藤老树式人物的一个小小的“枝杈”，但这个“插曲”或“枝杈”确实给《白鹿原》增色不少。《白鹿原》艺术根底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令人深深感到，中国传统文化是需要热爱传统文化的人来继承和发展的。修志是中国最典型的一份传统文化，但它又是紧紧为当代和长远历史服务的“信史”之编，“资治、教化、存史”就是对志书作用最简明的评价。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或者愿意认同的。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时就曾说过“修志工作是不被人们重视的重要工作”。我想能有这“重视”与否资格的主要还是那些有权决定编志的人，就象“白鹿原”上滋水县的前后两任县长，对修志认识就完全不一致，做法也大相径庭。因而中国历史上虽有“盛世修志”之说，明清两代县令的官职官责也有“征粮、断案、修县志”之说，但旧中国一则本来“盛世”就不多，二则许多官责本来就不落实，陕西省内有许多建置很悠久的县份，其有记载的编修志不过四五次而已，而且有的也未必都是“盛世”修出来的。但志书文化毕竟能够传承下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一些身负真才实学、又热爱史志文化、热衷于为后代百世留下历史记载的官吏和文人们，甘于寂寞、辛苦劳作、艰难困苦、玉汝与成的结果。仅就陕西历史上出现过的司马迁、班固、班昭、杨奂、康海、韩靖邦、宋伯鲁等人来说，也大都是在本人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出于执着的热爱才得以编纂出著名的史志来的。《白鹿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志书文化发展中的这一基本特点和轨迹，描画的朱先生及其九人编志小组，也是不爱“王冠”却“主动请缨”去编县志，并且都认为“得到了一个最适宜生存的环境和最可意的工作”，说明他们确实是对修志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的。热情就会“主动”，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甚至不计报酬，百折不挠，死而后已。否则，“滋水县志”顶多能搞个半途而废。所以，无论“盛世”与否，得一批有能力、有志于修志的人，是志书编纂能否搞起来的关键。
三是编纂志书必须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小说中围攻西安、双手沾满鲜血、大字不识一筐的镇嵩军刘军长也到白鹿书院来了，此公当然不是关心修志小事的，但他也问，“县志里头都编些啥呀”，“我军围城肯定也要记入你的县志了”？此时一言不慎，惯于“射鸡（击）”（镇嵩军在白鹿原为征粮经常把鸡吊起来用枪射杀吓唬百姓）的刘军长杀掉朱先生的人头会比射杀一只鸡来得更容易。但朱先生坦然答道：“你围的是西安府不是围的滋水县，因之无权载入本志。你的士兵在白鹿原射鸡（击）征粮及粮台失火将入本志；你的团长进驻本县吓跑县长，这在本县绝无仅有，本志肯定录记。”仅仅因为刘军长当天还有事有求于朱先生，否则先生的强项和这番答复不知会招致什么样的灾祸来。朱先生后来在县志“历史沿革”卷的最末一编“民国纪事”里记下一行：“镇嵩军残部东逃过白鹿原，烧毁民房五十七间，枪杀三人，奸淫妇姑十三人，抢掠财物无计”。《白鹿原》中的这一段描写，人物栩栩如生，语言似金石坠地，令读者如身临其境、身历其险。但熟悉志书的方家们必然都能看出，朱先生的严辞及做法并非意气用事，而是志书的基本体例和秉笔直书原则的典型示范。”
四是碰到各种干扰和困难几乎是旧社会砥励志书编纂工作不可或缺的“金石”。首先，修志工作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难免受诸事干扰，关键是要坚持不懈地搞下去。朱先生编县志不久，一场异常的年馑就降临到白鹿原上，新任县长亲临白鹿书院，请先生担任赈济灾民副总监，“暂且搁下县志编撰，先助灾民度过饥荒，你再续修县志”，先生慨然应允，并把那几位编修文人也分派了任务。朱先生以身作则，力主灾粮一粒不漏地吃到了饥民口中，虽然因此朱先生赢得了“有口皆碑”的美誉，但编修县志的工作必竟搁置了一段时间。古今中外，不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当局或上级都难免会有些“紧急任务”或“中心工作”，修志工作者从大局出发，迫不得已地暂时放一下编志工作，过后接着再干，这应当说算不了什么。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把任何一件事抬高到超过国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不是修志人所愿意看到的。《白鹿原》中的编志人全体出动去参加赈济这一情节的描写，不仅使修志工作的实际历程更为真实生动，也使朱先生等人爱国爱民的形象尤显丰满。
其次，修志经费困难几乎是旧中国修志工作的“通病”。朱先生的县志编纂工程接近尾期，经费的拮据使他一筹莫展，那位支持他修志的县长早已离开滋水，继任的几茬子县长都不再对县志发生兴趣，为讨要经费跑得朱先生头皮发麻，从来咬文啮字的他竟然撂出了一句粗话：“办正经事要俩钱比×割筋还难！”他决定不再向县府讨要经费，而用书院官地的租粮来维持县志最后的编写工作。接着有一位县长为了换取朱先生写一个支持委员长剿共的声明拿来了五百银元，被朱先生坚决送回去了。但当石印馆老板送来十套刚刚印出的《滋水县志》时，朱先生跪谢之后，就只能再去找新任的县长讨要印费和编纂人员的工钱，说“用不了多少钱，少买两杆枪就足够了。”县长早已不耐烦：“你闲得没事干啦，编什么县志！也不睁眼看看时势？你快走吧，我还忙着！”最后朱先生只好用砍伐书院里的一棵柏树给石印馆老板作棺板为顶账，完成了他一生编志的壮举。
象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一样，《白鹿原》中的主人公可能有它的生活原型或张本，也可能是作者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晶。但现实地域中西安东郊“白鹿原”所在的陕西蓝田县县志中记载的牛兆濂其人及其编志的经历，确实与“朱先生”有一些近似的地方。牛兆濂字梦周，号蓝川，兰田华胥新街镇人。九岁入塾，十七岁补郡庠博士弟子员，二十二岁中举，工于诗文，有“牛才子”之称。先生一生安贫乐道，重理学，设学舍，桃李满天下；为人有肝有胆，虽自称与大清君臣之分早定，但辛亥革命时当陕甘总督升允由陇东率清军反扑西安时，先生确实冒着枪林弹雨至乾陵十八里铺与升允相晤，起了罢兵息战的作用；1930年东北三省沦陷，先生在报上发表诗篇，号召国人团结共御外侮，1937年芦沟桥事变，先生寝食不安，病情剧增，于榻上口授完成了《续修蓝田县志》的编纂工作，于同年7月21日终于芸台学舍，终年七十岁。1992年完成的新编《蓝田县志》对牛兆濂编修县志的过程及情节记载的不多，但录了先生为《续修蓝田县志》写的“序”,“序”中主要讲了本次“续修”的起讫及原则，“诸友之力”，“今县长……慨拨公费”和本志的特点，再就是谦词。倒是在《续修蓝田县志》的副主任（编）邵泽南的“人物”目下和邵泽南的“附志《续修蓝田县志》始末”一文中，记载了1930年“《蓝田县志》局成立，牛兆濂任主任……中途病倒，再加上地方政府不重视修志，修志人员工资停发……艰苦奋斗，终于使《蓝田县志》付梓成书”，“经费艰难，采访只任三人……翌春，停止经费，许以义务成编”等艰难编纂的过程。以上这些内容可能是巧合，也可能说明《白鹿原》的创作是参考了这些修志事实的。但《白鹿原》绝不是生活原型的翻版，它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高度再创作。朱先生也绝不是牛兆濂，不能像红学界过去和现在都有人随便把生活中的人物与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对号入座”。但我确实为《白鹿原》中朱先生这一人物的成功刻画而赞叹，更为作者能将修志这一社会较为冷背的工作纳入文学作品而激赏。
看了《白鹿原》，联系中国的修志史，我们应该倍感新中国对修志工作的高度重视，珍惜今天的修志环境来之不易，从而坚定我们搞好修志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本届社会主义新修志书的工作，其所以能够有十万大军之众，连续二十多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编修不断，不仅现已编修出了五千多部志书，国家现在又明确了二十年续修一次的制度，说明对修志工作的重视，当代修志事业之繁荣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比拟的。别的不说，仅从“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体制和“一纳入、五到位”做法，就足以使修志工作的地位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然而《白鹿原》中反映的修志人的困难和问题，也不能不引起我们今天人们的警惕，总结本届修志的经验，成功的方面固然很多，但存在的问题到现在也该反思一下、总结一下了。比如一些地方机构不健全的问题、人员不到位的问题、经费不落实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领导把修志工作摆不上议事日程、重视不够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的核心只是一个问题，即领导重视问题。领导重视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领导不重视，什么问题都不好解决；这一任领导重视了，这一任期的修志工作就顺利；领导人一换，下一任领导未必“顾得上”，可能就放下了。社会主义修志工作已经搞了二十多年了，全国的第二轮修志工作已全面展开，当此之时，如果我们都能够先认真地解决一下对修志的认识问题，制订一些制度，建立一些规程，防止一些不必要的人为干扰和阻滞，相信一定会起到“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作用。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是不小的，希望《白鹿原》在这一方面的教化作用也能发挥出来。
（作者：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前主任。本文的写作时间约在2004年前后）
三秦记注：
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本文中关于《白鹿原》中修志过程的描写，这也算是一段与陕西地方文献略有关联的“掌故”吧？而对于作者在本文末段所找到的“症结”，不予置评。
作为地方文献的职业整理者、编纂者，有时候也该多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定位，与其整天为自己的“被边缘化”哭喊，不如坚决地走向“自我边缘化”的道路。纸质本方志之所以被社会大众所忘记，自有被忘记的理由所在。如果我们可以回到方志发源、衍化的初始，回想方志曾为使用者所重视的价值所在，相信不会再抱着所谓的“一本书主义”不放了。
当然，如此要求一位老人认同这样的观点，稍嫌勉强，但是，如作者文中所说：“得一批有能力、有志于修志的人，是志书编纂能否搞起来的关键。”地方文献的整理、编辑工作，首先面临的不是工作方法的转型，而是纯洁工作队伍的问题。地方志机构只要一天处在以长官意志为是非、以敷衍任务为职责、以升职加薪为趣味、以不学无术为自豪、以淘汰精英为己任的行政官僚体系中，就一天也不可能修出合格的志书来。IP嗅探：2008年3月29日，本文作者首次由Google搜索访问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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